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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集 中國民運人士的同理心

自由時報/ 2013.06.05 00:00
記者鄒景雯/特稿

王丹,昨天在民進黨的場子裡說,他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建議民進黨,也許可以考慮提出「只要大陸願意推行民主化,民進黨願意把各種選項都列入考慮」的要求,這樣民進黨就能站在更高的戰略位置。

這話,有著強烈清晰的「我者」,少了對「他者」的聆聽與理解,在台灣各界以同理心紀念六四之際,或許,屬於中國民運人士對於台灣人更多的同理心,也是這個時刻一個值得進一步對話的議題。

同理心的文明,在台灣的土地上,擁有相對密實的種子,儘管大家對何時才算開花結果,仍有不同的期待指標。基於同理心,有關中國人民在二十四年後的今天,仍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胼手胝足,愈來愈多的台灣菁英願意換位思考,進而行動投入,於是,以民主、人權為橋樑的各種主張驟然紛陳,昨天甚至也成為總統新聞稿中趕「時髦」的一部分。

王丹到民進黨,以昨天雙方的體驗,看來是民進黨的含納量大些,王丹的牽掛顧忌較多。他給民進黨的「建議」,反映了這樣的心理層次。台灣社會幾乎可以完全包容這樣的情感,但是基於對王丹不是普通中國人的尊重,似乎也該有聲音告訴他:民主如果真正做為一個人類價值,是不應該受到國族認同、種族血緣的不同,而有戰略位置高低區別的。

由於有太多的主觀涉入,王丹,當然不是旁觀者,他對民進黨的建議客不客觀?評判者是台灣人,相信不少人真是頗有受傷的感覺。這就好比不少民運人士大聲疾呼美國在「歐習會」多關注中國人權,但大概不會建議美國提出「只要中國願意推行民主化,美國願意把各種選項都列入考慮」吧!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對台灣的政黨這樣說呢?

當然,大家明白王丹的主體是中國,民進黨是工具性的客體。不過,按照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未來的主動權是操之在全體台灣人民手裡的;而影響台灣人做決定的關鍵因素中,中國是否民主化絕不是唯一選項。那麼,民進黨有什麼權利去向中國提出這種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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