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昨天在民進黨的場子裡說，他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建議民進黨，也許可以考慮提出「只要大陸願意推行民主化，民進黨願意把各種選項都列入考慮」的要求，這樣民進黨就能站在更高的戰略位置。
這話，有著強烈清晰的「我者」，少了對「他者」的聆聽與理解，在台灣各界以同理心紀念六四之際，或許，屬於中國民運人士對於台灣人更多的同理心，也是這個時刻一個值得進一步對話的議題。
同理心的文明，在台灣的土地上，擁有相對密實的種子，儘管大家對何時才算開花結果，仍有不同的期待指標。基於同理心，有關中國人民在二十四年後的今天，仍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胼手胝足，愈來愈多的台灣菁英願意換位思考，進而行動投入，於是，以民主、人權為橋樑的各種主張驟然紛陳，昨天甚至也成為總統新聞稿中趕「時髦」的一部分。
王丹到民進黨，以昨天雙方的體驗，看來是民進黨的含納量大些，王丹的牽掛顧忌較多。他給民進黨的「建議」，反映了這樣的心理層次。台灣社會幾乎可以完全包容這樣的情感，但是基於對王丹不是普通中國人的尊重，似乎也該有聲音告訴他：民主如果真正做為一個人類價值，是不應該受到國族認同、種族血緣的不同，而有戰略位置高低區別的。
由於有太多的主觀涉入，王丹，當然不是旁觀者，他對民進黨的建議客不客觀？評判者是台灣人，相信不少人真是頗有受傷的感覺。這就好比不少民運人士大聲疾呼美國在「歐習會」多關注中國人權，但大概不會建議美國提出「只要中國願意推行民主化，美國願意把各種選項都列入考慮」吧！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對台灣的政黨這樣說呢？
當然，大家明白王丹的主體是中國，民進黨是工具性的客體。不過，按照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未來的主動權是操之在全體台灣人民手裡的；而影響台灣人做決定的關鍵因素中，中國是否民主化絕不是唯一選項。那麼，民進黨有什麼權利去向中國提出這種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