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的食品檢驗人員編制數十年來基本一樣。但是，數十年來台灣社會發生巨大變遷。數十年前，民眾飲食多在家庭，外食只是偶一為之；如今，一般家庭鮮有自己做菜，外食比率甚高。配合這個需求，不僅各種飲食店林立；還生產出各種點心、飲料、零嘴及速食品等等。這個冒出來數量龐大、種類複雜多樣的飲食商品，不問可知，隱藏了大量的公共衛生問題。但是，長年來我們看不到政府對此有何因應，只有等到鬧出一件商品不安全的新聞，才會被動地回應。
然而，台灣的飲食方式早已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化，連一些私立大學也配合設立餐飲科系，政府檢驗機構應當與時俱進，不僅需要增加人員編制，其他如儀器設備、檢驗專業訓練，檢核採樣技術，等等方面都要不斷改進。換言之，社會在變遷，許多檢驗或服務事務都應該配合改變。行政院應該有專責機構，留意社會變遷所將引發的重大公共問題，而預為綢繆。我們的政府誠然在一些方面有此長遠的眼光，例如能源、吸引投資的租稅優惠、交通基礎建設，等等。但是這些多半屬於與經濟發展有關、或甚至是為了吸引一些特定族群。對於效果比較間接，或是比較與選票無關的事務，則往往重視不夠。
預防性的公共衛生議題正屬於此類。因此，政府官員長期以來之所以不夠重視食品衛生問題，從為造成今日人心惶惶，其根本原因並不是個別人員不夠努力，而是制度性的問題。
另一個重要原因：經費不足，也是制度使然。台灣的稅收偏低，使得許多政府該做的事情都因陋就簡。台灣稅制極不合理，不僅造成貧富落差懸殊的不公平社會，而且還導致許多政府必須承擔的工作無法履行。以食品衛生檢驗人員編制來看，半世紀來，台灣無論就外食的數量、飲食商品的種類，等等方面，其規模都是今非昔比，可是政府在這方面的預算根本未能水漲船高。
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是受到1980年代末開始流行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新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少管事，讓社會「自由」去運轉。具體政策就是：減稅，政府機構瘦身。台灣也配合進行政府再造，於是近一、二十年來，政府多次減稅（只有去年開始才要設法開徵證券所得稅，但是受到極大的阻力，至今尚未定案），許多該做的事情也因經費不足而放棄。毒澱粉未能及早被檢驗出，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