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雙方在談的時候，都認知彼此到對方的地方，基本上要尊重對方的法律，雙方都不要去影響對方的內部社會秩序，這點大家都有共識。
我們送到立法院的專法，對海協會機構人員有保障與便利措施，這有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對等原則，如果我們這個專法通過後，未來在協商過程中，若對方不給我們，我們就不會給他們。不會有單方給的問題。
至於有人主張另訂海基會監督條例之議，我認為現有法律對海基會的監督非常清楚，包括法源基礎，海基會執行公務有保密義務，關於利益迴避的規定…
問：你不用再背了。這些我知道。我要問的是：譬如江丙坤在去年大選期間以國民黨副主席身分跑到中國去拉票，這行為你認為適不適當？
王：將來辦事機構我們派過去的人，大部分是政府公務員，會有一些海基會人員，這些海基會人員受政府委託執行公權力，同樣受到公務員相關的規範。因此現有的法令足以約束將來派駐到大陸的人員。
問：你的意思是這些人員的身分與江丙坤不一樣，所以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王：對財團法人海基會的負責人，他本身的行為規範，我們認為現行法令應該是足夠的，但是如果認為有不夠的地方，當然可以提出來做通盤的討論。這與互設辦事機構是兩件事，應該分開來看。
我駐中人員 須受公務員法規限制
問：你不願意就江丙坤言行是否適當表態。那麼中國人員來台的部分，何謂影響「社會秩序」？例如中國官員到台灣不只服務在台中國人，還對所有台灣人做工作，可不可以？
王：這可以分兩個層次看，如果海協會駐台人士違法，絕對不能接受。縱使不到違法，但如果已經到了不適當的地步，我們可以與他們的駐台辦事機構溝通，視情節的輕重，給予相對應的處理，如口頭上的警告，最嚴重的情況可以請他離境。
駐台人員言行不當 最嚴重要求離境
問：你可不可以具體一點？其他國家對於外國外交人員行為都有詳細規定，我們對海協會駐台機構的規範仍極籠統。
王：由於很難把所有的行為鉅細靡遺地列出來，所以我們才用一個規範性的文字，意思就是未來就視其實際的個案來做判斷。
問：是否可以把「業務活動」做個清楚的定義，那麼非業務活動範圍的行為，我們當然就可以有斟酌的餘地了。
王：他們的業務範圍，要看未來他們提出申請，但要經過我們主管機關許可，所以必須在許可的範圍之內。到時會非常清楚地寫出來，他們也必須遵守主管機關核准的範圍。有關他們的行為，我們一定會就法律規定與社會觀感嚴格把關。
問：我舉個具體的例子，他們的人在台灣是否可以不必申請全台到處趴趴走？
王：最近雙方是有在討論這個問題。未來還會繼續交換意見。由於兩邊的幅員差距很大，這問題該如何設計，還需要思考。
問：我之所以一再追問，癥結就在雙方的法律與社會制度不同，基本上並不在一個平等點上在討論問題。我們的人在中國所受到的限制，絕對遠遠大於中國人在台灣，因此如果不在談判時就先講清楚，只以遵守對方法律一語帶過，將來一定出問題。例如，在台趴趴走，依台灣的自由度，當然可以，有何不可。
王：所以確實，這個問題我們會持續討論。我們在思考如何對台灣比較有利，至少不要變成是綁住我們自己，卻對他們沒有太大影響。
問：應該是說，我們的人在中國必須爭取更大的空間，他們的人在台灣必須有更多的約束。
王：我們一定會爭取必須對台有利，否則不會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