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一月，載著兩千名少年工的米山丸，為了讓患了傳染病的旅客接受治療，臨時變更航線轉往九州，李登輝就在當地上船一同返航。當時也在船上的李雪峰，對這個身形高瘦的大學生留下印象。
多年後，在一場民間活動上，李雪峰主動詢問已經身為副總統的李登輝：「你當年是不是搭米山丸回台灣的」，這段因緣也拉近了彼此距離，日後李登輝也與少年工維持良好的互動；卸任總統後，高座會多次邀請李參與活動，今年七十周年慶祝儀式上，原本李登輝也答應到場演說，最後因健康考量無法成行。
謝清松回憶，日本政府招募少年工時宣稱，赴日是半工半讀，包吃包住領固定薪水與加班費；少年做五年，就能獲高工學歷，還有機會進入日本企業。優渥條件打動許多清寒子弟，甚至有人偷蓋父母印章，以把握難得的留日機會。
但這樣的美好想像，沒多久就破滅。謝清松說，工廠嚴格的軍事管理與孩子心目中的「留學」根本是天差地遠；宿舍只要發現一點灰塵，日本軍官就要同學互甩耳光懲罰；打架、不假外出，更會遭特製的「勝利木棍」伺候，一打就是好幾天沒法坐下。
台灣少年身處如此嚴峻的環境，家鄉親人就成了唯一的慰藉。李雪峰時常得幫年紀較小的同學寫信回家；每當有人收到來自台灣的包裹時，也會大方地把糖果、湯圓等零食與同窗分享。年紀較長的少年，放假會和同工廠的「女子挺身隊」成員出遊，還有人因此譜出戀曲，結成異國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