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指出，1993年的辜汪會談重要性有三，首先，確定開啟兩岸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時代；第二，確立兩會協商管道與聯繫制度；第三，奠定兩岸協商對話與兩會交流基礎。
他說，辜汪會談2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最值得重視的是政治互信、經貿互利、社會互相了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政治互信。
1990年代開始，兩岸政治互信建立不僅透過兩會管道，也有密使管道，無論如何，有政治互信作基礎，當年兩岸「才可能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務實協商、共創雙贏」。兩岸關係1994年至2008年難有進展，因為政治互信蕩然無存，兩會也無法繼續談判。
張五岳說，兩岸兩會的對話協商是兩岸關係的重要觀察指標。2000年到2008年5月20日這段期間，兩岸兩會協商中斷，海基會致函海協會共有7069件，海協會致海基會函則只有41件，多數為針對台灣災害表達慰問之意。
相較20年前辜汪會談做為兩岸開啟對話的里程碑，張五岳認為，當前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可作為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穩定的歷史性里程碑，也是兩岸關係自辜汪會談後的重要關鍵指標，代表兩岸和平穩定制度化，更加明確兩會性質。
回顧20年前辜汪會談，曾親身參與的前海基會秘書長邱進益也表示，1993年的辜汪會談是兩岸關係里程碑，「全面性地象徵兩岸和平時代、談判時代開始」。
「若以後的兩岸關係照這（辜汪會談簽署的）4項協議走下去，必然可以看到開花結果」。邱進益指出，雖然兩岸關係之後經歷波折，有15年空盪期，但兩岸在2008年恢復協商後，兩會會談進度快速，就是得益於辜汪會談時建立的模式。
包括兩岸怎麼談、哪裡談、誰來談、文本如何簽署、安全如何維護，甚至會後記者會如何召開，在當年辜汪會談時都有相關機關研究，做過規範。邱進益說，兩會簽署協議看來簡單，但事前準備很多，當年辜汪會談建立的模式，對現今兩岸關係、兩會協商都有很正面的作用。1020427
（圖為首次辜汪會談，中央社檔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