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餘年前的911事件、兩年前的獵殺賓拉登後，美國波士頓市的爆炸案，又是一場沉重的政治悲劇，深刻地反映了作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美國，與阿拉伯地區所孕育出來的激進伊斯蘭教分子之間的衝突，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都將以如此都市化的游擊、自殺式、且無固定戰爭領域、軍人與平民之分的非典型戰爭行動來呈顯。
我們若以所謂「恐怖主義者」一詞來標籤化這些激進分子，根本無以突顯出其複雜的政治行動意義。
當兩個社會之間因為利益衝突大到無法以和平談判或利益交換來解決時，所採取的有計劃之軍事行動就是所謂的戰爭，而戰爭當然就是暴力，而暴力又豈能不恐怖呢？當幾個戰敗國在投降結束戰爭之後，之所以能舉國和平融入到戰勝國所主導的世界局勢中，這意味著這幾個戰敗與戰勝國，除了一時的激烈利益衝突外，其實還是可以找到共通的理性價值標準。
但這基本共同性，卻在今日的西方主流社會與阿拉伯地區之伊斯蘭教激進分子之間（包括深受壓制的巴勒斯坦人民）幾乎蕩然無存，這些被美國強權軍事所擊敗的弱勢者，除了繼續亡命式抗爭外，他們又能如何呢？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經濟利益是唯一解藥
近日，美國波士頓市發生兩位伊斯蘭教徒青年兄弟在熱鬧的公共空間置放炸彈，炸死3位無辜民眾並傷及多位民眾。可以確認的是，這是典型的恐怖主義者行動，這兩位俄羅斯車臣地方出生的年輕人，雖早已長居美國並歸化為美國公民，但卻深受伊斯蘭教激進思想的洗禮，而犯下這不可饒恕的罪行。
這20餘年來，在蘇聯共產世界瓦解、中國大陸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道路後，西方民主社會唯一真正的死敵，顯然就是還處於神權威權政治、毫無男女平等價值的幾個阿拉伯政治國度，尤其是其中幾個革命教派所直接主導的各類恐怖主義政治，如賓拉登的蓋達組織、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等。
一個文明傳統或體制，若有其內在的根本因素而不求物質文明進步、社會文化更驅近於理性，則市場經濟是無法轉化這傳統文化為現代文明。過去的共產蘇聯之所以瓦解，今日的中國大陸之所以繁榮轉型，一言以蔽之，正在於這兩地的社會有其內在的理性因子，渴望經濟繁榮，所以一旦市場經濟打開了其封閉的大門，就是這兩地舊社會轉型的開始。
以此來看，阿拉伯的民主之春恐怕難以擔負起這沉重的歷史轉型角色。陳安君／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