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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稿:免試入學之後 就沒有學生被放棄了嗎?

立報/本報訊 2013.04.24 00:00
■蔡振州相信嗎?有一種孩子不喜歡上學,學校對他們來說儼然監獄、作業猶如刑具;不,換個說法,有些孩子必須去學校可能只是基於義務教育的無奈,他們甚至不受學校歡迎。什麼樣的孩子不愛學校、也不被學校所愛?不外乎是遊走規範邊緣、學業其差無比(甚至進出少年法院),俗稱行為偏差的壞學生。表面上,這群「叛逆的孩子」窮凶惡極,事實上,他們比任何人都還要弱勢、渴望被關懷;因為他們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脈絡中,很難找到被看見的舞台,他們對老師教的、課本寫的東西沒興趣,上課只想下課、下課又盼著放學,教室裡沒有值得專注的事物,不論是公式、單字、注釋或青史上的人事時地,罕見任何足以激發他們好奇心及求知慾的教學媒材,旺盛的精力配上歪腦筋,於是不小心搖身變成搗蛋鬼。不少學業成就低落的孩子,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這是階級複製的課題。「弱勢」變成一種世代間的惡性循環,而教育體制被期待用來促進「階級翻身」的功能竟已悄然式微。當升學制度成為一種分配社會資源的公器時,透過層層篩選,無法適應學校規訓與考試文化的孩子逐一被淘汰;其中某些原本寄望在技職系統找到另一片天空的孩子,又因大專院校林立、少子化後如火如荼的文憑競賽,高職必須承擔升二技、考科大的壓力,學科的比重提升,再加上建教法實施後的限制,那些先後天不利的孩子就算真有學校念,也未必適得其所。許多弱勢技職生靠著助學貸款換來一張高不成、低不就的畢業證書,遙想著吳寶春的奇蹟有一天在自己身上發生。隨著時代進步,很多學校老師不再以成績來定義學生的優劣,品性才是關鍵。但品性怎麼量化?服裝儀容不整或偷抽菸而被記過,若跟為了成績或爭取志工名額與同學斤斤計較相比,兩者德性上的評價是否相當?大部分的人會說,前者萬萬不可取,但後者呢?所謂的好學生是否應當具備道德或人格上的完美?其實,只要不違法,求學路上偶爾犯錯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當免試入學的評分標準納入了「出缺席、缺曠課、獎懲、服務學習」等多元學習表現時,我們不禁要反問為什麼口口聲聲宣揚「教育機會均等、社會公平正義」的12年國教要懲罰孩子青春期的「叛逆」呢?12年國教並未強迫所有國中畢業生必須升學,它只是為需要升學的人開了一扇大門;即使國中成績不理想但仍想升學的孩子,總是有後段職業學校可以容身。不,教改的理想是讓孩子們在「適性揚才」的學校教育裡各取所需、健全自我之發展,而非只是找個成年前打發時間的歸宿、混一紙文憑;但目前為止,仍看不見教育政策中對於補救教學、因材施教的具體方案或配套措施(尤其是全面性的師資培育與課程設計),更不用談學校教育怎麼對待「後段生」或「中輟生」的受教權。當然,說難聽點,當社會都普遍認同12年國教的時候,那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孩子會不會在全球化的社會氛圍中更無競爭力、更抬不起頭來?答案呼之欲出。諷刺的是,對於學業成就很差的學生來說,根本不需要國家大張旗鼓敞開升學之門,畢竟絕大部分不愛念書的孩子,不是在取得國中畢業證書之前早已「陣亡」(如勒令退學、中輟等)流浪於社會底層角落,就是聚集到不那麼講究本職學能的技術學校暫時延續學生身分;前者所反映出來的爭議點在於,若現階段的國中課程架構與內容不調整,學校永遠不可能留住那些對課程完全不感興趣或個人特質不被學校正規價值所接納的孩子,他們最後的去處仍是險惡社會;後者的問題是,現今技職體系是否擁有足夠國家資源,深化產學合作與適性教育,尤其是引導那些連字都寫不好的高中(職)生去自我實現、開發潛能。別訝異,當都市裡有成群的國中生已考取全民英檢證書的同時,鄉村的高中生可能還有國字書寫障礙或背錯九九乘法表。12年國教不能只是繼當初廣設大學那種形式上「暢通升學管道」的作為而已,因為補習街人滿為患,我們知道教改之後學生的考試壓力始終存在,但換湯不換藥的課程架構、教材教法、入學制度等結構性問題,恐怕會將大多數人持續推向「為了文憑只好拚了」的困境,結果是假「就近入學」之名,消弭了「明星學校」,看似慈悲地讓「人人都有高中(職)唸」,實際上卻沒有具體措施關照最低標準以下那群被歸納為天生放牛的少年。官方說配套不是沒有,譬如「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職能培訓輔導方案」。但若以遊走犯罪邊陲的少年個案而言,不乏打從心底毫無參與意願、抑或即使參加了方案課程卻無法順利結業者;究其緣由,一點都不意外,畢竟這群孩子對於「就範」的耐受性有限,要他們乖乖坐在教室裡、柔順地被工廠教條所規訓,挑戰性十足。這些冠冕堂皇的方案立意良好,但如果課程設計的思維不變,只會讓那群厭惡制式教育的少年再度憶起痛苦的學習經驗。當然,假設他們不順從現實社會的遊戲規則,自然會被淘汰(例如遁入犯罪與司法矯治的輪迴)。然而,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這個世界上總是有少部分必須以不同於主流價值中理所當然之手段才能教育的人?我們必須檢討,被主流社會排擠到觸法邊緣的少年之所以變成今天的模樣,不夠具有多元文化視野的社會制度終究該負起一點人道責任。真正的改變,或許是在主流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開始有了問題意識之後方能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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