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謙前些日子，文化部下的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突發奇想，辦了起名為「台灣設計蔣」的所謂文創「文創商品設計競賽」。活動經披露後，在社會輿論上引起相當程度的反彈與抨擊，或許有感於一定的社會壓力，不久後這項競賽即胎死腹中正式停辦，不過，倒是再一次引發了些許對台灣社會「轉型正義」的相關討論。同樣，自從南韓右翼軍事獨裁政權領導人朴正熙之女朴槿惠，透過普選而當選總統後，對討論南韓與台灣這兩個同樣歷經冷戰時期軍事獨裁高壓統治地區的「轉型正義」的比較與思辯，也是不時可聞。▲中正紀念堂「台灣設計蔣」徵件內容引發爭議，文化部長龍應台2013年4月2日坦承，文案並不恰當，並表示會和中正紀念堂討論認知與定位問題。（圖文／中央社）只是，雖然「轉型正義」這樣一個詞彙在台灣已沿用了許久，也已被一般媒體報導與論述所直接引用，民間這幾年來亦不乏真正投入推動不同面向的「轉型正義」的具體工程。然而，倘若不論那些淪為半咒語式的選舉語言使用與操作，我們社會對於「轉型正義」更深層的討論與思辯恰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正式進入討論前，我們先試著釐清什麼是目前台灣社會主流討論語境下的「轉型正義」，對此，筆者嘗試引用一位投入實際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朋友對其之定義：「（轉型正義）為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實際工作則包含了：「1.對遭政治迫害者給予正義。被沒收的財產必須歸還；遭受肉體、自由和生命損失者或其家屬，須加以賠償。2.對從事政治迫害的人，須在法律或道德上予以追究。3.對過去政治迫害的真相和歷史，須完整加以呈現。」在上述基礎上，筆者思考的出發點是，「轉型正義」所蘊含還原歷史真相並追究加害者的企圖是具有高度正當性；同時也是必要的；一般而言這一點相對沒有爭議。但除此之外，很多時候採用「轉型正義」概念時，即可能進一步衍伸出一些難以調和或者是無法包含進現下「轉型正義」語境底下的討論，對此，至少有幾點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與探究的。首先，是否還原真相、對受害者致歉與賠償，就真切代表一個社會或社群共同體跨入另一個和解或進步的階段，而不只是另一種威權狀態鬆動後社會妥協的最大公約數。必然帶有妥協的特質之所以說妥協，並非打算直指轉型正義是不可欲，而是想說，若我們承認它必然有某種帶有妥協的特質，那麼，在這個最大公約數上，即便一個可以被指稱為實現了高度「轉型正義」的社會或國家，現實上很可能不同階級或群體間對威權必要性的態度，僅是程度上鬆動(或轉為隱晦)而非真正消亡。還原歷史真相自然很重要，但我們可能必須承認一點的是，對許多支持威權的群眾而言，促使他們支持的原因，很多時候並不是擔心遭到體制的迫害，也不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威權的壓迫性（事實上多數民眾對壓迫與鎮壓完全知曉），而是根本上相信並接受了威權是有效率、足以確保安全、提供保障的制度。這時公布真相、指出加害者與被害者很可能並未從根本動搖這樣信念。而社會上一部分抱持如此可能暫時隱晦或鬆動信念者，很可能隨時在下一次國家遭遇到政治或經濟危機，甚至只是被調動想像出的各式危機時，或當在形式民主底下的主流政治人物發展出另一套似是而非的政治語言時，重占上風。此等更深層的集體心理狀態，將會是我們單純評量「轉型正義」標準時的一大盲點。而這樣對權威「復辟」的渴望，觀諸歷史與各地，與其說是「轉型正義」工作沒做好，還不如說因為背後往往有其更深刻的經濟與物質基礎，以歐洲為例，即便過去曾遭遇到法西斯政權無比殘酷的蹂躪，但，只要每逢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遭遇危機，對法西斯的支持永遠就像是野火燒不盡的野草再度快速孳生。▲高雄市長陳菊率首長到西班牙考察輕軌捷運，2013年4月14日參訪著名景點馬德里烈士谷，提出對轉型正義的看法。（圖文／中央社）第二，若筆者認識沒有太大落差，因「轉型正義」概念內在價值所關照的，是一種普遍性的人權概念，是一種希望對過去威權歷史的平反，這確實極為重要。但衍伸出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評量不同（國家、歷史時期）的「轉型正義」時，不同性質、意識形態的「威權」背後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卻並非都可一併化約與簡化的。「轉型正義」間乃不平等簡單說，為何有些「轉型正義」更容易被平反，有些「轉型正義」則否，有些「轉型正義」過程被不平均地揭露與究責。如二戰後，尤其是冷戰時期西德在追求納粹暴行責任時，對帝國戰前壟斷資本全力支持納粹政權的清算工作被刻意地壓制，這些資本集團甚至在冷戰時期重新委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集團重任。背後永遠擺脫不了與當下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甚至國際地緣政治之間的微妙關係，換句話說，越不影響當下價值觀與世界觀的「轉型正義」，就越有機會被平反與貫徹，很多時候，某種「轉型正義」甚至因為符合占主導地位價值觀與世界觀的需要被過度地放大與強化，例如對所謂東德威權的轉型正義。東德時期的官僚層許多嚴重侵犯人權的過當行為當然可以被檢討與批判，但筆者過去參觀位於東柏林的東德博物館（DDR Museum）時，看到的，是一整個展覽空間內對東德過去曾經代表的意識形態底下人民的食衣住行育樂的全面總攻擊與鞭屍，它像是當下獲得全面勝利的意識形態對曾經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全盤否定，而來自各地中小學生則是以類似校外教學方式，對著被宣判落伍、失敗的意識形態的解說猛抄筆記。於是，當下主導的意識形態以「轉型正義」之名，一次又一次鞏固了自身搖搖欲墜的正當性。而當我參觀過去現已成為博物館的前東德國家安全局時，在販賣部遇到了一位前東柏林老伯，聊天時他以幽默的口吻告訴我，當年，若是社會主義取得了對資本主義最終勝利時，今天，很可能就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或是中情局成為博物館供大眾參觀了。因此，當我們說不同的「轉型正義」間乃不平等、不均等，並不離譜。當然，也不是說我們不應追求「轉型正義」這個概念的實質內涵，而是，若此，當前「轉型正義」在哪種程度上還可以是一個有效的目標，也許值得我們繼續思考與追問下去。最後，更進一步來想，面對形式民主國家裡的威權個案，我們能否同等適用「轉型正義」的概念來論述呢？倘若這樣的形式民主已是我們認為可欲以及民主可能的終極邊界時，那麼，既然已經沒有「轉型」的問題了，對「正義」的追求很多時候就不可避免地更顯得艱困。簡單來說，當國際社會可以以戰犯規格來審訊米洛塞維奇時，但我們要怎麼自圓其說地面對可能更符合國際戰犯資格的小布希呢？對伊拉克、阿富汗死於美軍彈藥轟炸下的人民而言，他們有可能會有空間和同等的支持力量去談「轉型正義」嗎？而遭到剛死去的佘契爾當年迫害打壓因而流離失所的英國工人子弟，又有機會能夠呼喊「轉型正義」嗎？若此，當我們將這些問題想得更全面的時候，「轉型正義」在現下的界線也就呼之欲出了。如果資本主義的制度以及其所必然伴隨的帝國主義對人類的壓迫在歷史上從來也就沒有真正「轉型」的話，那麼，要追求人類真切而完整的正義，也就必然只有先超越資本主義一途了！（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