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菁我曾在某大專院校開設一門課「旅行社會學」，儘管自己興奮莫名，傳教士宣講福音般不求報酬、全力以赴，還自掏腰包請人演講。令人沮喪的是，我看不到熱切想探索世界的雙眼，有些學生甚至還睡著了。學生說：「那離我好遠！」有學生說：「我幹嘛那麼辛苦！」民國一百年到台北任教，每學期負責開設「大學入門」課程。談到旅行，依然只有少數發光的雙眼，隨之而來的是更多主流觀點對「旅行教育」的質疑，例如「那是迴避問題罷了！」「旅行浪費時間！」但有更多學生跟我談及他們出國（或出門）的最大障礙是家長！有位學生是獨生子，從小祖父母、父母保護有加，至今從沒到過大甲溪以南。他想一個人出去走走，但家人不准。有些學生想藉出國打工度假看世界，但是他們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說服家長讓我們出去！我曾給過大一新生出過一個作業，要求學生訪談校內的國際學生，作為認識台灣與世界的一種方式。令我驚訝的是，部分學生非常欠缺與他人連結的能力，沒有標準作業流程就不知如何開始、怎麼開始？心中充滿憂慮，似乎沒有劇本，就喪失演出的能力！2008年剛從英國回來，我發覺台灣社會普遍用「小朋友」來稱呼大學生，雖是親暱的稱呼，但也把大學生「叫小了」。「小朋友」可以任性、可以不負責任。然而，大學除了教導專業知識，如何成為一個成熟、負責任的個體，是更重要的課題。曾到新竹某明星中學演講談旅行與教育，班導師興奮地說：「這的確很重要，我們學校有些學生明明上了台大或成大很好的科系，但多半選擇念清交，因為就在新竹。」大學社區化在台灣已逐漸形成，除了方便性，也形成一種隱憂──高度同質性造成的停滯。這種停滯包括多元文化的鑑賞能力、獨立生活的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久而久之，孩子就像父母豢養的金絲雀一樣，即使父母親願意打開籠子讓金絲雀飛出去，金絲雀不見得具備飛行的能力與勇氣。筆者2010年曾到北歐有機農場打工換宿。在挪威農場工作過程對植物的觀察，也讓我對環境與人（或生物）的關係有深刻體會。農場有4個大溫室種豌豆，溫室外還有4排「野放」豌豆。有一天，我們被要求摘「野放」豌豆，我發現這些豌豆普遍沒有溫室中的肥美，體型較小、賣相較差，但非常堅軔，必須一手先固定住豆莢前頭，另一手才能順利摘取；不像溫室內的豆莢，單手就能輕易摘下。「野放」的孩子，生命力會不會比較堅韌呢？現在的孩子成長過程備受保護，就像在溫室長大，成長過程很少忍受飢寒與挑戰，普遍長得漂亮可喜；然而，外面的環境愈來愈競爭惡劣，我們讓孩子們習得如何接受挑戰的能力了嗎？讓溫室長大的孩子，在習得獨立生活能力之前，就將之推到火線，是不是一種不道德呢？杜威在《經驗與教育》一書中，強調自經驗中學習的重要性。英國行之有年的「空檔年」（gap year）讓學生在中學升大學、大學升研究所，或大學中甚至工作中的任一階段，遠離原本熟悉的環境，多半選擇到海外做志工、自助旅行或打工度假。林懷民先生在2004年成立的〈流浪者計劃〉，起因他自身的流浪經驗，成為日後發展的重要養分。家長，放手吧！你的孩子沒有想像中的脆弱，而且他絕對可以更好！（政大教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