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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論《憂鬱的邊界》與《我的涼山兄弟》

立報/本報訊 2013.04.04 00:00
個體敘述的後現代危機:兼論《憂鬱的邊界》與《我的涼山兄弟》■蘇盈如今年台灣人類學年會以「田野就在你身邊」為會議主題,彷若美國山姆大叔「I want you」經典海報躍然出現。某種程度上可藉此模糊「研究對象為何才屬於人類學研究」的內部世代困境,也就是若田野仍然是研究方法上的唯一共識,研究者只要有心,任何地方都可以是田野地;而任何點、線或面都可以是研究主題的最小單位。姑且不論這是否為一種開放或者不負責任,有趣的是出版中人類學者的形象從「天真」(《天真的人類學家》作者奈吉爾‧巴利描繪1977-79年多瓦悠蘭部落田野調查經歷,2001年出版),到進了廚房(《廚房裡的人類學家》作者莊祖宜,從廚房工作日誌集結成書,2009年出版)。今年初出版《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延續《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作者露思‧貝哈,2010年出版)中「以身為度」田野方法中的反制與困難,尋著作者觀點出發,我們重新閱讀只存在於其中的「他者」。《憂鬱的邊界》擷取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語彙,從移動中的主觀敘述出發,夾雜亞洲國家的社會與歷史脈絡,挑出個體與華裔群體身上存在的邊界。它展現目前20、30歲青年摸索、流動、重建中的世界觀,領著讀者看見島嶼之外政治經濟的介入,還有關於人生活的故事。敘述文字的好讀,幾乎使其持著旅行慢思札記的身分而能夠無傷大雅。《我的涼山兄弟》其實更多談到「我的改革開放後中國政策診斷書」。作者在結論述及面對利姆年輕人以身驅所銘刻軌跡的心碎懊惱,還有對於國家政策的憤怒。不論這點是否為初衷,我們都暫且相信那是完成此書的重要力量與根本關懷。在國際發展的政治操作上中,愛滋之所以取代貧窮,成為需要被高度關注的疾病,根本在於其被建構起來的西方原罪。於是當中精彩的分析陳述不在描繪男性流動人口前仆後繼到外面「耍」、吃毒(施打海洛因)、坐監的鋪陳上,而是針對與民間機制復甦同時,在精神分裂般高度政治化的場域中,由上而下國際疾病防治的合作計畫如何無效。作者像說故事一樣,帶出當代諾蘇兄弟的意念與心理狀態,交錯在政權、歷史與經濟結構的大潮流中,一段段閱讀下來,毒品與愛滋似乎成為當地貨幣進入後,無法拒絕、現代化的「社會問題」之一。作者雖沒有使用「社會問題」這個詞彙,這個概念卻成為閱讀時容易掉入的陷阱,此隱喻巧妙含左包右,連結對於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好奇的一般讀者,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社群。應該釐清的是,一群人不等於社會問題,無法治癒的疾病與死亡是明明白白的現實,裡面的現代階級與國家權力,才是該被批判的重點,不論我們身在何處。因此,如果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正是中國不得不低頭的老大哥,相形之下應該深刻鋪陳的結構部分卻相對匱乏。例如:如果販賣海洛因做為經濟結構中必然存在的毒瘤,在底層民間的流動如何令它難以擺脫(只見以90年代後當地對於利姆定期集市的依賴,來描繪諾蘇人逐漸習慣貨幣與資本主義生活);如果政治治理剝奪了少數民族的權力,它的威權如何強效而使人無力抵抗(只見原本做為政治權威的家支網絡僅提供經濟互助,而策略性的與官方保持距離);當地醫療系統與民眾疏離到什麼程度,致使戒毒徹底成為政治問題〈只見當地衛生條件、赤腳醫生、農村公共衛生政策瓦解的一般性描述〉;而新中國建立後概念上被標籤邊陲落後甚至是罪犯,被劃為前現代部落的涼山彝族,最後在作者筆下竟仍然豎立起被漢化或被都市化的絕望墓碑。當中涼山兄弟執拗而頑強的抵抗,所幸作者保留部分細節,包括生活對話,不停往外面都市流動的交通經驗,以及流動間處理死者屍體的尷尬與無奈。不可否認深度訪談是分崩離析的後現代社會實證研究的唯一辦法。在失去典範而世界體系完成以後,只能從散落各地的個體身上看見實際存在的結構與社會現象,這點進一步確保了學科、高等教育及知識份子的飯碗。對於無聲個體的採收,怎麼樣才能不至於淪為文化資本的消費與被政治治理收編,或許故事的結局不在故事本身,而永遠放在故事的介入,以及其所能帶來的改變當中。書名: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作者:阿潑出版:八旗 2013/01書名: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作者:劉紹華出版:群學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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