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煌上午出席「習李體制、人事調整與政策取向：持續與變遷」研討會時指出，中共現階段內部權力鬥爭方式與過去有三大不同。
首先，毛澤東、鄧小平時代，所有派系鬥爭只爭政治上的位置。楊開煌指出，當時中國大陸體制創造的環境，政治是唯一成就，「如果一個政治環境或社會裡面，政治是唯一成就感，這鬥爭一定是非常激烈，因為能掌握所有資源，可以控制你的生死。」
其次，過去中共鬥爭中，爭的是總書記或主席位置，現在是集體領導，「爭不到總書記，我可以爭別的東西」。外界可由此理解，為何現在的派系可以妥協，以前的派系不能妥協；「爭一個位置和爭幾個位置」的鬥爭方式不太一樣，目前體制「至少有7個位置可以交換」。
第三，中共過去權力鬥爭的結果是政策反覆，鬥爭勝利者「必須總結前面那個人的錯誤」，證明「我要鬥他，為什麼他是錯的？」正因如此，相關建設不能延續。近30年來，前述狀況不再，因為「不管人怎麼變，政策一致性非常強」，這也是中共權鬥不斷、國家還是能發展的原因。
他觀察，鄧小平時代創造集體領導模式，強調個別分工、集體領導，對大陸政治發展是一個巧妙設計；習近平上台後，扮演角色應是協調者，未必指揮全局，「除非他碰到一些麻煩」。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德昇則說，未來中共推動習李體制關鍵仍在能否及早端出突破性的改革。弔詭的是，第一任期以「求穩」為主者，第二任期恐「怕變」；中共領導人興革政策是否能展開，對於觸動較大的激進改革，難有落實空間。
此外，他指出，中共新任省市委書記之中，背後仍有千絲萬縷的派系網絡和高層人脈無法完全解讀；重慶市長黃奇帆沒有在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案中「中箭落馬」，除了黃奇帆對穩定當地經濟和投資環境有指標作用，也代表中共整肅異己時，已不會「擴大打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