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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觀點-重文憑、不讀書 是台灣致命的病

中時電子報/南方朔 2013.03.26 00:00
先從近代兩個偉人說起:  第一個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他是神學家及道德哲學家,也是亞當斯密的老師,後人都尊稱他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他最傑出的乃是對教育思想的貢獻。他認為神學、哲學、科學與美學都是在探討世上道理不同方法,並不互相牴觸。因此在他的教育課程裡,神學、倫理學、修辭學與詩學,以及數學、物理學、醫學和機械學都等量齊觀,開創了現代教育的新境界;蘇格蘭啟蒙運動開始了現代科學發明及工業革命的新時代。  第二個是威瑟斯朋(John Witherspoon)。他是英格蘭長老教會的牧師和道德哲學家。由於聲名在外,一七六八年初,美國的普林斯頓學院特請他擔任校長,於是他偕妻子搭乘輪船,走了十一個星期,當年八月到了普林斯頓。他的到來,是美國教育史的里程碑,他把哈奇森的教育理念帶了進來。學風自由、努力求知、鼓勵創新等新的方法進入美國,使普林斯頓人才薈萃,政治家和科學家輩出。  由於普林斯頓傑出的表現,於是當時美國東岸的哈佛、耶魯等全都仿效。這種努力求知、探求根本的態度,從此以後,成了美國國民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威瑟斯朋在校長任內,基於他的道德良知,他也是美國獨立立憲時,教育知識界重要的領導者。  因此,可以說,哈奇森和威瑟斯朋這兩個教育界的偉人,真的掌握到了現代知識的樞紐。現代社會從十七世紀就已進入了知識社會的階段。而所謂的知識,並非只是哪一種技術,而是做為一個神聖個人,理解自己、社會和自然世界統一整合的思想方法,這乃是做為一個「全人」的人生目的。這種對人生目的之追求,不只是正式教育的目標,也是個人非正式教育日常閱讀的關鍵。西方世界雖然由於時代的變化,庸俗的成份有在增多,但西方社會那種拒絕庸俗的知識人口仍然強固的存在。這也是它們的出版界仍然旺盛,社會創新的潛力也仍然繼續的原因。根據我有限的訊息,英美每年出版品裡,來自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即占了十五%左右,這些出版品裡多少都有些知識含金量,這也是我幾乎不是英美大學版社的書就不買的原因。  但台灣無論正式教育或非正式的閱讀,卻顯然離開這種知識社會的要求極遠。台灣的正式教育和職業訓練班無異。台灣的大學教育不重視每個學科的學術史啟發,不關心思想方法和興趣的培養,也不關心廣泛的人文與自然科學基本素質提高。這遂成了台灣重文憑、但人們除了教科書之外即不閱讀的習性。  除了正式教育缺乏了那種鼓勵人們對知識好奇的欲望之外,更糟糕的乃是台灣居然是個不閱讀的社會。台灣的國民平均每年閱讀兩本書,平均每年每人購書的金額只有一五三六元。今天台灣的人愈來愈聰明靈巧,大家都很會上網找資訊;當別人呼什麼口號時,我們也很快就學會這種口號。但資訊與口號畢竟不是知識,一個只看資訊但不閱讀的社會,就只能註定是個代工型的社會。台灣缺乏了創新的潛力,只會人云亦云的學舌,這真不是沒有原因的。  啟蒙時代的大師們鼓吹一種知識時代的新價值,就是要對各種人文及自然世界的知識充滿好奇和探究根本的熱情。就小處論,可以透過根本的反省,打磨個人的品質;就大處而言,可以反省社會和政治,創造更好的未來;而對自然世界的道理好奇,即可在科學上有所突破,克服自然對人類強加的限制。這種新價值影響到了整個時代,縱使沒念過什麼書的瓦特,也深受哈奇森啟發,發明了蒸汽機,對人類文明產生了重大的貢獻。那個時代,大家對社會及政治的根本問題都很關心,也造成美國的獨立建國和英國的社會政治大改革時代。一個大家都重視知識的時代,小者有助於個人幸福的創造,大則可以開創整個進步的時代。  但像台灣這樣的社會,人們不思不讀,對社會、政治的根本問題不能產生新的想法,因此對專制和民主的劃分,到了現在還在糾纏。整個台灣在程度上無法有真正的改革,而在經濟及產業上,別的國家都在快速的進步,台灣卻仍原地踏步,台灣不思不讀,這真是致命的文化疾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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