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馨蘭過去這個週末，村中鞭炮聲不絕於耳。元宵過後就是客家人的掛紙（掃墓）時節。過年各家庭在自己家裡吃團圓飯，還不見得會回鄉，但掛紙就會扶老攜幼專程返鄉。於是在進公墓區或家塚的鄉間道路車流大增，還有勞交警協助疏通。返鄉掃墓或許只是一年中某幾天的行程；但對於選擇回鄉的人來說，「返鄉」除了是一個時間點的概念，可以說是更是一條漫長、或感覺怎麼都無法真正回返的正在進行式。一樣的鞭炮聲，放在上週六甫當選為農會代表的人家門口，是長達好幾分鐘才歇息。經過數月對決，小鎮的農會選舉在兩方候選人激烈的文宣攻勢與佈樁之下，在這個掛紙季節也同時有了勝負揭曉。返鄉多年曾任職高中教師的讀書人，其所屬的政團徵召他參與地方政治，首戰面對的即是農村中各方角力盤根錯節的農會總幹事選舉；在位接受挑戰者亦非省油之燈，其過去作為曾讓小鎮的農業觀光契機相對增加，對於高學歷讀書人的挑戰「沒在怕的」。讀書人在公共議題的多元參與經驗豐富，過去關注議題從水資源、文化資產保存，到勞工議題與農村規劃，曾引入許多國際訊息，並有令人動容之文筆。然而，鄉村政治的不動如山，「兩個政治」最後面對的就是情理與關係的肉搏戰。帶著知識與態度投入鄉村政治，是要投身幕僚還是走上檯面，拿筆動口還是肉身迎戰，考驗鄉間客家人到底對「讀書人」的定義能否轉變。2010年5月份，英國金融時報刊出專欄記者Harry Eyres在造訪台灣美濃後所寫的《In place of globalisation》一文，描寫「後」反水庫運動時期的美濃，出現了一部分外出青年決定反向遷移（migrate in reverse）的觀察。Eyres指出：在西方的哲學與文學史中，不同時期對「田園」有不同的描述與辯證，工業革命後，西方田園已進入逐漸蒼白的處境，「但今春在前往南台灣的旅程中，我遇到一個替代全球化具說服力的案例，你可以稱之為後現代田園：選擇返回農村的一部分人已經看到城市的匱乏，並決定反向遷移。」Eyres的觀察與書寫扼要地指出美濃在水庫興建案下，掌握了這個歷史機緣，獲得挑戰全球化的一個機會。這篇報導沒有提到的是：這個「反向遷移」在那些人回到農村之後的痛苦與掙扎。1999年鍾永豐與林生祥在《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秀仔歸來：記一群歸鄉的年輕人》一首歌，即曾悠悠道出客籍青年返鄉後，面對最難以回答的提問，莫過於長者關注的眼神──「阿嬤介問題更難捱，伊問：『秀仔，哪時倒轉去啊？』」青年返回自己的家鄉，最難承受的就是家中長輩的不解，尤其是曾經肩負著客家耕讀傳家家訓，帶著投入讀書人行伍的期許的子弟，回到家鄉後被長輩問「什麼時候回去都市」時，那種「讀書人不應該留在土地上」的意識形態包袱，是不管你返鄉多久，都一直背負著的。我們的教育到現在仍然只教人怎麼離開，而不告訴我們該怎麼回家，或回家後怎麼讓家鄉接納你。Harry Eyres筆下的反向遷移，即將成為一個社運世代的共同掙扎，傳統上懷有士大夫情結的客家農村，面對讀書人期待家鄉的擁抱，必將擾動既有的鄉村派系政治，而讀書人也必然走上一條漫長的自我修正卻可能出現心志掙扎拉扯的重返。沒有出走就沒有返鄉。出走的意義是凝視返鄉的重要思考。農村政治希望返鄉者帶回什麼，抑或還是希望讀書人「回」都市去，若沒有真正返鄉過，是絕對難以體會。（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