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深靖巴迪烏（Alain Badiou）是法國當代最主要的哲學家之一，他近年來對於共產主義理念的捍衛和詮釋，在歐美學界激發相當大的爭議。新世代學者法比恩．塔碧（Fabien Tarby）寫了一篇介紹巴迪烏哲學的專文，開頭第一句話就是：「誰是巴迪烏？一位過時的毛澤東主義者？一位危險左傾的智識恐怖分子？」（註1）知識界的井岡山巴迪烏的確是當代毛派知識份子的代表性人物。要論西方的毛派，得從1968年的學運開始談起。1968年5月，法國經歷了一場青春風暴，年輕學生結合工人全面造反，紅旗從街頭到工廠，星火燎原般地鋪展開來，從巴黎向歐洲其他都會延燒。根據法國社會學家莫罕（Edgar Morin）的用語，對戰後的歐洲而言，1968是「政治變革的開創性時刻」，那是一整個世代的反叛，在10年之間，從挑釁到反思，西方既定的政治體制、商品文明、道德習性，乃至文學、美學、知識風格……都在街頭上、在校園中，在廠房，在煙霧彌漫的小咖啡館內，被憤怒的青春徹頭徹尾地翻攪過一遍。1968年入秋之後，街頭氣氛趨緩，當時的法國教育部長愛德卡．佛爾（Edgar Faure）接受青年知識份子的訴求，開展大幅度教育改革。其中最大膽的決策之一，就是在巴黎東區的文桑森林（Bois de Vincennes）內，建置一所實驗大學中心，可以完全自主決定學科的劃分，允許最前衛的教學方法。學校在1969年元月開始授課，哲學系由傅柯（Michel Foucauilt）創立，先後延攬了李歐塔（François Lyotard）、德勒茲（Gilles Deleuze）、拉岡（Jacques Lacan）、巴迪烏（Alain Badiou）、洪希耶（Jacques Rancière）等後來引領一整個時代風潮的的思想家。當時教師和學生當中不乏激進左翼、毛派或托派組織的成員，如是風雲際會，幾乎就是知識界的井岡山。文森實驗大學後來搬遷到巴黎北郊的的聖多尼（Saint-Denis）市，成為巴黎第八大學。雖然68革命銳氣漸退，聖多尼迄今仍是法共的大本營。其中巴迪烏和洪希耶都出身於高等師範學院，就學期間即深受阿圖塞（Louis Athusser）的影響。阿圖塞所帶領的讀書小組在1968年後成為左翼陣營毛派系統的核心成員。當時主要的毛派組織有「無產階級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馬列共產青年聯盟」（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s maxistes-léninistes）等。巴迪烏即參與創立「馬列共產青年聯盟」，他後來在巴黎八大哲學系任教超過30年，影響甚為深遠。巴迪烏在2008年和紀澤克（Slavoj Žižek）以書信方式長篇探討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2009年出版了《共產主義假設》，2010和2011相繼出版了《共產主義思維》第一卷和第二卷，是他和紀澤克在倫敦和柏林召集「共產主義大會」後所編纂的文集。列寧興奮得在雪地上跳舞巴迪烏自青年時期即是西方毛派的核心人物，長期帶領讀書小組。於今他已75歲，近年來他有關共產主義的著述，依然在知識界引發激烈的論爭。尤其是在經歷過蘇聯與東歐共產集團崩解之後的今日，巴迪烏如何將共產主義的理念導入當代世局的分析之中，更是令人好奇。巴迪烏認為，當「共產主義」這個用語在19世紀出現時，它就代表著巨大的歷史假設，在馬克思看來，在此之前的世界秩序是屬於「前歷史」的階段，「共產主義」這個名詞，代表著另一階段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從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來看，若是只因為追究蘇聯幾十年所謂「獨裁」的紀錄，就要將其全面清算了結，這無疑是十分荒謬的。根據如是邏輯，我們同樣可以清算了結「民主」，自久遠前希臘城邦開始出現民主理念以來，經歷過奴隸制度、血腥戰爭、殖民地爭奪……而即使是民主先進的法國，也要等到20世紀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女性方才取得投票權，我們是否也可以因為這些惡劣的紀錄，全面否定民主制度，將其一概清算了結？（註2）巴迪烏指出，共產主義假設迄今可分成兩個主要歷史階段，其一是定位、布署的階段，其二是試圖實現的階段。第一階段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即1792到1871時期，大約有80年。這段期間，諸多全新的現象在全世界浮現，但是政治的高潮，可以說主要是在法國境內發生。馬克思自己就認為，分析此一歷史階段的哲學基礎是來自德國（黑格爾的辯證法），科學的面向來自於英國（政治經濟學的誕生），但是，要論及真實的政治內涵則是來自法國（勞工運動）。（註3）巴迪烏十分強調巴黎公社的經驗在共產主義假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巴黎公社是共產主義理念第一階段的巔峰，同時也是終結，所遺留下來的是：如何取得勝利的問題。（註4）第二階段自1917年俄羅斯革命到1970年代末期，世界各地反殖民的鬥爭進入尾聲。鑒於巴黎公社的挫折經驗，第二階段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取得勝利？如何維繫勝利？如何組織新的權力，新的國家？如何抵抗血腥的反革命敵對武力？也因此，當俄羅斯的革命政權比起巴黎公社多一天時，列寧興奮得在雪地上跳舞……記取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這一個如何取得勝利的問題，列寧曾經用心探討，他在1917年所寫的《國家與革命》就用很長的篇幅探討巴黎公社的經驗。他說，「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務」，（註5）毛澤東在1926年也在一篇題為〈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的文章中特意分析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他指出：「巴黎公社存在不過72天，何以失敗這樣快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作指揮──我們欲革命成功，必須勢力集中行動一致，所以有賴於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來發號施令。當時巴黎公社，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以致內部意見紛歧，勢力分散，而予敵人以可乘之機，這是失敗的第一個原因。（二）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我們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巴黎公社，對於敵人不取嚴厲處置，還容許敵人占住金融機關，調集軍隊，所以終被敵人覆滅了。各同志要鑒往知來，懲前毖後，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這句話。我們要革命，便要從此學得革命的方法。」（註6）毛澤東記取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也從巴黎公社「學得革命方法」，具體的實踐地點便是延安。延安時代的重要性，在於它如同巴黎公社一樣，是敵軍團團包圍之下的共產主義革命根據地，是在一個特定的地域，透過特定的組織方法，追求共產主義理念的實現。而就如同19世紀的法國給予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政治內涵，延安時代也在20世紀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具體的政治內涵，是共產主義假設在中國境內獲得在地實踐的經驗。延安時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階段，也是共產主義假設具體化的重要歷程。巴黎公社所訂定的一些法律原則，迄今仍在法國被視為進步的社會立法，而成為左翼政黨捍衛的標的。譬如，依據巴黎公社的法令，合法婚姻與同居關係的配偶享有同樣的撫恤待遇，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享有同樣的權利，這是首度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同時將婦女的地位提高到與男性同樣的高度。其次，巴黎公社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法國迄今仍是在歐洲國家中宗教影響力最淡薄的國家，尤其教育範疇的「非宗教化」，迄今仍是法國社會的普遍信條。公社同時也確立了義務教育的原則，在薪資上，將教師的薪水加倍，政府官員的年薪則規定最高不得超過6千法郎，只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影響所及，迄今法國的教師仍是令人豔羨的職業，教師資格會考也成為每一年度的大事。在勞動人權方面，巴黎公社除了要求在招聘合同上明訂工人工資，下令將業主遺棄的工廠或工廠轉由工人以協作社的方式經營，同時也以健康和維護合理家庭生活為理由，取消了夜班勞動。迄今，法國法律對於各行業的夜間班和假日勞動仍有嚴格的限制。沙特：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的都是狗！從上面的這些法規及其深遠的影響來看，有史家說巴黎公社雖是短短的72天，卻改變了整個法國的歷史，這個說法應不為過！除此之外，在巴黎公社中，婦女首度集體地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了自主、積極的角色，公社是婦女解放的先聲。公社中有龐大的「婦女協會」組織，每次集會有3、4千位婦女參加，她們要求「消除特權」、「男女平等」、「勞動多樣化」、「縮減工時」等，將政治參與結合到經濟需求和勞動條件的改善，在公社婦女中已是普遍的認知。公社支持她們解放的欲求，她們也為公社的存亡大無畏地獻身。公社期間，有一些駐巴黎的國外媒體進行報導。當一位婦女被問及為何參與公社抗爭時，她的回答很簡單：「我喜歡有時間可以用來思考！」巴黎公社作為共產主義理念在19世紀的巔峰，其經驗的確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思考」資源。正是這樣的思考資源推動了「共產主義理念」的建構。如同巴迪烏所說的，共產主義是一個理念（idée），是如同康德所講的，用來組織思考的智識理念，而不是一套生硬、定型的計畫，更不是一般人所說的「烏托邦」。共產主義在此意義上，是用來探求真理的科學，也常被用來與其他政治主張做區隔。巴迪烏指出，沙特（Jean-Paul Sartre）會說「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的都是狗！」（註7），意思就是，凡是反對共產主義這種假設的人，也就是反對人類全體的解放，反對人性，也就是帶有獸性。而此一獸性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名稱，就是「競爭」，就是為了追求利益而不惜血腥互噬的戰爭。共產主義是世界性的知識，是朝向解放道路的最佳假設，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其他更好的假設。誰要放棄了這個假設，在放棄的那一刻就是接受了市場經濟，接受了議會民主（最適應資本主義的國家形式），並將最酷厲的不平等視為無可避免，乃至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天安門廣場上描繪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奮鬥過程的雕像，圖攝於2012年11月8日。（圖文／路透）共產主義假設：寡頭的權力和寡占的財富不再是無可避免的，假設另外一種社會組織的模式是可行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多功能的勞動者」（travailleur polyvalent），人們可以在手工勞動和智力勞動之間，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自由流動。私人擁有巨大財富以及財富在家族之內的繼承移轉將會消失，一個自外於民間社會、依恃軍警維持的強制性國家機器不再是必要的，為了達成這些目標，透過短暫的「無產階級專政」以摧毀舊世界的殘餘，緊接著是長時期的再組織過程，亦即以「自由聯合體」為基礎的組織過程，「自由聯合體」的逐步擴展展即意味著「國家的消亡」。共產主義假設也是一個創造可能性的過程，它代表著真理的追尋，代表著與舊世界的斷裂。延安時期就像巴黎公社一樣，留下了極其豐厚的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延安時期，就其艱困的週邊條件而言，就是一個試圖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過程，毛澤東在這段期間的著作，譬如〈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處處顯示出他與舊世界決裂的決心，顯示他追尋真理的渴望。巴迪烏認為，我們目前所生存的時代，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下，資本主義卻更野蠻、更粗暴，競爭更為慘酷，整體世局反而更像是19世紀的樣貌。也因此，在19世紀湧現的共產主義假設，乃至巴黎公社的經驗，都為我們留下豐厚的歷史資源，留下強大的思想武器。回到中國的情境，對延安時期的回顧和探索，也將有助於我們重新建構理念，重新組織戰鬥的隊伍，為人類未來的發展尋找更多的可能性。●註1：Alain Badiou avec Fabien Tarby, 《La philosophie et l'événement》, p. 153, éditions Germina, janvier 2010, Mayenne France.●註2：關於共產主義理念和民主理念發展史的分析，可參考 Badiou / Finkielkrault, 《L'explication, conversation avec Aude Lancelin》, 第四章, Nouvelles édition lignes, avril 2010, Clamecy France.●註3：Alain Badiou , 《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 pp. 139-140, Nouvelles édition lignes, octobre 2009, Clamecy France.●註4：同上，pp. 143-144.●註5：《列寧選集》第三卷，〈國家與革命〉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72。●註6：《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註7：Alain Badiou , 《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 pp. 132-133, Nouvelles édition lignes, octobre 2009, Clamecy 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