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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女王─ 丁雯靜 樂此不疲的10年歷史長征

蕃騰人物/陳志龍 2013.02.27 12:09

玉嬌龍

遠的歷史我們先擺一邊,從近一點的開始,這樣你會比較熟悉,比較容易進入狀況(清朝戲比唐朝戲容易受歡迎可能也是這個道理)。

2012年10月26日第47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上,紀錄片《最後島嶼—台灣防衛戰1950-1955》獲得第47屆金鐘教育文化節目獎,該片製作公司長天傳播的總經理丁雯靜上台發表感言時,特別感謝了旺旺中時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並稱:「蔡老闆真的是個很愛台灣的人」。當時正值外界對旺中媒體集團購併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多所疑慮,民間「反旺中」氣氛正熾的敏感時刻,丁雯靜台上的一席話無疑帶著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

如果在古代,丁雯靜恐怕就是玉嬌龍那一類人,敢做敢當,並不太在意外界的看法跟事後的效應。

「這世界上本來你說的任何一件事,就是會有贊成你跟反對你的人,尤其像我們接觸到歷史,又跟史觀有關係,罵你的人嘴巴都很利。」

她回憶起2004年製作《1949大遷徙》紀錄片時,滿心認為能藉此促進族群融合,讓大家理解到外省人離開土地時的惆悵,以及本省人做為接納者的辛酸。她想著這土地上的人如果彼此理解,那台灣也許就不會感覺到那麼……「Sad」,她這樣形容當時的社會氛圍。

後來她承認「把自己想得太偉大,也把這部片想得太偉大。」

「那時有個老記者打電話來劈頭就罵我:『遷徙?你知道遷徙的歷史嗎?從荷據時期就有漢人到台灣……你為什麼不寫?你為什麼要寫那些外省人?你根本就是在分裂族群……』」

當時丁雯靜形容自己是全身發抖,那個發抖是想說「慘了,我好像造了一個孽。本來我想說我做了件好事,結果人家覺得你造了一個孽。」結果是團隊裡的夥伴過去抱她說:「不要緊張,其實愛我們的人有多少,討厭我們的人就有多少。」

「我聽一聽蠻有道理的。」「後來就是一次一次後,你的意志就會比較強。其實個人的心念跟面對問題跟挑戰是需要被磨練。後來我很感謝這位老記者打電話來罵我。有時候你的心念的磨練,沒有出現一個很強大的人,你是不會往上跳的。所以我覺得我的功力被那個人做了一次訓練。那之後當然還有很多訓練,不過那一次最深刻。」

所以當外界都質疑旺中集團的傾中傾向時,丁雯靜的「蔡老闆很愛台灣」這一概念就像是在媒妁之言的時代裡突然鼓吹起自由戀愛一般,不只讓人無法理解甚至可能被視作大逆不道。但對她來說,顯然這也不是脫稿演出,但要說這裡面有什麼特別的動機,她其實想得單純,她說:「如果我們要好好的拍紀錄片,沒有蔡老闆支持我們,我們是不可能的。」

但賣仙貝搞媒體,生意人形象鮮明的「蔡老闆」,為什麼願意支持看來無利可圖的紀錄片,而且還可能是記錄片中較不具故事性與娛樂效果的歷史紀錄片?

「因為他(蔡衍明)回來台灣的時候就一直在想,台灣跟大陸之所以兩邊認識不清楚,是因為不理解對方的歷史。所以他覺得歷史紀錄片很重要。」

「他一直很喜歡歷史紀錄片。他自己常開玩笑說,以前讀書時很不喜歡讀歷史,因為都是假的。但現在他很喜歡看歷史,因為現在講的歷史相對沒有包袱,比較容易看到裡面很多微妙的,不管是權謀也好,時代的變化也好,就會覺得看得比較有滋味,覺得歷史其實很好玩。」

不過丁雯靜強調:「當然蔡老闆有他自己的前景,對於兩岸未來要怎麼走有自己的想法。但對於歷史紀錄片這塊,他的想法就是盡可能去做,對製作的題目也沒有太大意見。」

而從丁雯靜製作的一系列紀錄片看下來,明顯的她將眼光放在兩岸的議題上。

「我很少會去做一個很本土的題目,就只是台灣,跟外面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我都會跟兩岸有一點牽連。」

「全世界的人都在試圖了解中國大陸。在試圖了解的這過程中認識它的歷史很重要,而如果我們不試著去了解,不管我們一直站在一種敵視也好,不想看也好,這對我們都是危險的。我希望大家在未來不斷的在跟大陸的互動裡頭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不要擔心被吃掉,而是要想的是怎麼樣認識人家,讓我們雖然小,但可以能夠影響人家。」

立場與觀點

小時候你還可能相信歷史是一種純然客觀的存在事實,但長大後,聰明一點的,就知道歷史就跟聖經一樣,端看掌握詮釋權的人想給你看什麼。只要涉及到人,再高尚的宗教都可能出現破綻。尤其兩岸特殊的政治狀態,更讓以兩岸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可能引起更多可解讀的空間與引發爭議的可能性。我問她在製作時會不會有自己意識或不意識到的立場出現?

「沒有絕對的客觀。」她說。

「有時候我們也很想把所有的話都攤出來給你看,但是它真的有限,它會受到電視平台播出的限制,也有觀眾對聽覺疲勞的問題,我們要讓片子有節奏的進行,所以不可能讓你聽到所有的內容。但是你要去建構歷史的知識跟結構,我老實說那是困難的,是一件巨大的工程。就像這次做《台灣人在滿洲國》,我光去建構那個結構,我重新不斷的在建構跟推翻的過程我搞了五次,我都已經建好了,稿子都塞進去了,五集耶。我又重新打掉再來一次。總覺得,這個地方沒有講好,然後又不斷的來去,摧毀,到第五次我才稍微滿意,但這裡頭還不包括第五次之後的細修。」

「我只能說我在做的時候我盡可能讓我意識到的問題,我發現到的狀態,讓它不存在。但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保證它是沒有立場的,那是騙人的。或者我們不要講立場,講客觀吧。沒有客觀這件事情的存在。」

那觀點呢?

「觀點的部分我只能說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去告訴你Data,那這可能就是一個觀點了。我把各方的講話、狀態都讓你聽,那我到底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沒有,我只是讓你知道我蒐集到的,可以蒐集得到的。如果我蒐集不到的,我沒有能力蒐集到這個資料,而我只收到其中一方的,我可能就在別人的認定裡有偏差。但我在做的時候還是盡可能去想說讓誰是出來的,讓它相對完整,就只能這樣子。『史觀』這件事情是永遠沒有答案的。」

樂此不疲

從財經記者做起,丁雯靜跑了八年新聞,最後自己有一個很深的體悟,就是覺得什麼樣的工作是做起來最有能量的,其實自己都很清楚:「就是當你做一件事你不會覺得疲勞,而你會對他的熱情一直沒有變。」她說:「我有很多朋友在參與紀錄片拍攝的過程裡頭,曾經很熱情的想說他要做,但是後來工作上的辛苦,大家就會覺得疲勞,來來去去的人還不少。可是我自己真的沒有這種念頭,一刻都沒有產生過。」

她喜歡舉一個例子,當年做記者時跟隨王永慶的南韓投資旅行做貼身採訪。那一趟她聽聞許多王永慶告訴她的經營之道,也聽了很多他怎麼教育孩子的故事。但當時丁雯靜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感動」的問題。

「我聽他的故事,講經商的那些,我是不會感動的。可是如果聽到別人的人生故事,像聽到一個老兵說他在大遷徙的年代怎麼離開他的家鄉,怎麼踏上台灣這塊土地,這整個過程可以讓我非常動容,可以讓我很融入那個生命故事,我都覺得我好像跟他們一起做了船過來。每一個人每一個故事都讓我陶醉,這樣的過程讓我在做的時候都不覺得疲勞,訪問時我可以跟一個老人聊三、四個小時。」

「你不覺得累,你有感動,然後你對做紀錄片這件事永遠不覺得疲勞。」

因為喜歡聽故事,但這些聽到的珍貴的故事要使其有意義就必須架構在一個歷史基礎上。於是她決定用影像書寫歷史。即便如此,她也明白,她只能盡力去拼湊與還原,但那是否就是所謂的「歷史真相」她也無法保證。

「就算是你挖掘到一個新的線索去推翻原來的歷史的狀態,可能它也只是裡頭一個小的面向,全貌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常說,歷史的真相就在發生的當下,之後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是這樣,我們只能盡可能接近,盡可能呈現,但沒有辦法完全的還原。」

不過歷史紀錄片是一個相對冷門的影像製作領域,不僅在製作上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與成本,在完成後,「觀眾在哪?」始終像叩問生命的本質那般總是被提起卻難以被回答,只能在不斷摸索中,找出一條可能趨近的道路。

「我希望歷史紀錄片有市場、有未來,希望觀眾是從年輕族群培養起。」

「不要這些故事一聽到都是老人有感覺,年輕人覺得與我何干。你要讓年輕人有共鳴、有興趣,這是我們的責任,不是你要去怪年輕人。所以我覺得如何去引起年輕人的興趣是我們的責任。」

台灣人在滿洲國

所以這次即將播映的新紀錄片《台灣人在滿洲國》就在宣傳上力求貼近年輕人的語彙與生活,也借用最近正夯的清宮戲做為宣傳語,所以有了「勇闖天涯,步步驚心」這樣的Slogon出現。

「當時台灣的年輕人勇闖天涯到東北去,那真的是步步驚心。很多人遇到了危險,很多人在那麼酷寒的天氣下怎麼活下來,很多人到了那裡是沒錢的。」

「剛好『步步驚心』是清宮戲,所以我們事實上是期待有一點連結,你看到步步驚心,知道有一點關聯,至少年輕人看過。然後另外我們在電視做了一個溫太醫的宣傳。因為在溥儀的身邊有一個御醫,是台灣人,名叫黃子正。那我們就把溫太醫跟黃子正拿來做類比。」

「另外一個跟年輕人有共鳴的就是:(台語)『少年人現在都去澳洲嘛,那你的阿公最拉風的去滿洲啦。』這是我們主打的廣告詞。之所以選擇這樣來主打,是因為年輕人會比較有感覺,你聽到的時候,覺得好像有點cute。我知道現在的年輕人你要先讓他注意,注意到澳洲滿洲,它至少有一個梗在那裡,那他至少心裡頭會想是怎麼回事,至少我要先讓你從『怎麼回事』開始,然後台灣人為什麼跑到滿洲國,我的阿公那輩的人為什麼要去?他如果產生第二個好奇的時候,我們就變成有可能讓他們來看這部紀錄片。』

1932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後,扶植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成立了「滿洲國」。而一個在遙遠酷寒的大陸東北建立的新政權如何與地處溫暖熱帶的台灣產生聯結?《台灣人在滿洲國》這個題目看起來就像冰火波蘿油一樣,兩個看似不相干的東西在你意想不到的狀況下結合,因為衝突,滋味也就讓人意外。

「我在北京的時候認識了一幫東北人,他們就跟我講說,在東北有一群人『很逗」,他們會講閩南話,但不知道他們是台灣人還是福建人。之後又有一群人告訴我一個訊息說,有一群東北人他們說他們是台灣人,但是他們沒有回來過台灣。」

「『是台灣人,但是沒有回來過台灣?』這不是很奇怪嗎。這兩件事就放在我腦袋裡頭。後來有一次,我在跟一個長輩在聊天,他跟我說當年他爸爸去了滿洲國當官,他去日本留學等等的,我聽了覺得很有趣,我就覺得『在滿洲國當官的台灣人』,這有意思喔。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些包括許雪姬老師的研究報告,然後我就百分之百肯定那些東北人一定就是在滿洲國時期過去的台灣人。於是我開始找了當時去滿洲國的台灣人,結果果然找到了。找到之後就開始去收集他們的歷史,談他們當時會什麼去滿洲國。」

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知識菁英被受壓抑難以出頭。而「謝介石」,一個當時的台灣知識菁英卻輾轉到了滿洲國,並坐上滿洲國的外交總長,這對當時苦悶抑鬱的台灣年輕人無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當時的知識菁英就產生一種「來去東北找謝介石」成為當時年輕人勇闖天涯的代名詞。連前總統李登輝當時都曾想去滿洲國,可惜後來因為戰爭結束了,他來不及去了。

「當時有上千個台灣人在滿洲國政府機關裡頭做事,上千個台灣醫生在滿洲國執業,甚至開設醫院。這群台灣人就在東北那個地方,做了這麼多事,而且還有當導演的,還有去開電影院的,有歌手去唱歌的,你會不會覺得太精采了。」「我想在那時代裡頭,這對那時候的年輕人是一種氣氛吧,很多年輕人當時願意離開溫暖的台灣去滿洲國,而且都是知識菁英。」

兩個訊息

這樣一種離鄉背井,對美好未來的勇於追求,在當時複雜的政治背景下其實也產生了國族認同的問題。這是丁雯靜製作這部紀錄片想傳達的訊息之一。以謝介石為例,他一生共換了五次國籍。清末在新竹出生,是大清帝國國民,後來台灣受日本統治,他成為日本籍,之後又入籍袁世凱掌權的中華民國。滿洲國成立時再成為滿州國人,而滿州國滅亡後他歸籍中華民國,過世前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因為台灣一直處在這種複雜的國族認同問題裡。我其實不是很想要用台灣人悲不悲哀的論點來看,我覺得這是台灣人的精彩。正因為我們歷經了這麼多的國族,歷經這麼多變化跟挑戰,所以我們這裡才精彩。我們如果覺得我們很悲哀,我們就會真的悲哀喔,我不想要悲哀。我們可以在這裡頭看到台灣人是怎麼活下去的,我們活下去那個部分才是重要的。」

另外一個訊息,也是丁雯靜製作《台灣人在滿洲國》最大的起心動念,是鼓勵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勇於向外探索,回應影片的主要宣傳語─「勇闖天涯」。

「現在年輕人活得太自我而沒有去看外面的世界。當然我們有一部分的年輕人真的往外闖了,但那個往外闖就只能去度假打工。我不是覺得度假打工不好,我甚至覺得很好。應該出去,去吃苦也好,去走也好,反正你到外面去就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包括文化上的衝擊,包括在國族認同上的重新去思考台灣到底是什麼,你是誰,你跟這塊土地的關係。」

「所以我就很想那個勇闖天涯的基因是可以稍微被煽動一下,有那麼一點點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因為你看30年代我們老一輩就是這樣勇闖天涯。而我們也是勇闖天涯過來,以前我們的祖先如果不知道勇闖天涯,過來台灣,我們可能就沒有現在這樣幸福的狀態。所以勇闖天涯其實是我最想造成的效果。」

搶頭香

十幾年的紀錄片生涯,丁雯靜說她從來沒有一刻感覺到疲勞,這聽起來很令人吃驚,但也許如她說的,她覺得她有一種使命,這使命促使她義無反顧投入這個相對不被大眾關注的領域,持續耕耘也樂此不疲。

但現實上,在台灣,紀錄片的製作環境仍然堅困,她也努力在尋找出一個可以成立的商業模式。而面對大陸已然超越台灣的製作條件,包括資金、技術等,丁雯靜認為,台灣的優勢在「腦袋」。

「我們的優勢真的是有一個相對務實而活躍的腦袋,而我們比較沒有民族主義的框架。這是我們自由的地方。當然台灣還有這塊土地的純潔,真的我們真的是樂土。在歷史的史觀上也好跟民主思潮也好,我們都是可以影響大陸的。」

「以前在大陸的時候他們常跟我說,我比較喜歡你們(台灣)做的紀錄片。老實說我聽到時有點心虛,因為我覺得他們做的紀錄片看起來很浩瀚,那個鏡頭那個氣勢,就覺得哇,這好花錢。因為我們在看人家記錄片是在算成本,但是他們就覺得我們的『好看』。我當時不懂。我後來才知道差別在哪裡。差別在他們在做大片的時候,他們會站在國家的史觀,那國家的史觀就是權力者的史觀。絕對沒有小人物的故事,庶民的生命史那更不用談了。」

「但這個很快的在《舌尖上的中國》他們就玩得很極致,因為這就跟權力者無關了。我覺得他們也在進步中。就是大陸他們也開始所謂把小做大。至於歷史題材的部分,他們也開始慢慢的往下放,這個也在改變當中。」

「再來是我們比他們進步的地方是,我們比較沒有民族主義的框架,這也是我們在做歷史紀錄片上跟他們最大的區隔。因為民族主義的框架最終會進入到一個相對窄化的詮釋觀點。民族主義就像現在,他們對滿洲國,他們很難用滿人的想法去說這個歷史。腦袋習慣被框住的人跟腦袋比較放的人是有區別的,但我不說這有高跟下的問題,那是一個環境的問題。但我說的優勢,我們的腦袋相對會比他們快一點,所以在史觀的詮釋上就會比他們快。」

很精彩是吧?聽丁雯靜這樣一連串說下來,思緒非常清楚,目標相當明確。她身上那股要拍歷史紀錄片的「使命」驅使她不斷往前,而且前面不能有其他人。打個不算冒犯的比喻,就像是每年過年搶得頭香的信眾一般,早先佔得最好的位置,目標也非常清楚,心裡更可能早已預演過許多次路線。等廟門一開……

「很多事情正在開當中,在這當中你要走到第一個位置的時候,你就必須要比他們快。當你先做到的時候,你往回丟,他們就只能撿而已。因為這個事情你不能走得比人家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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