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發展在台灣，爭議有四十年，核四廠的興廢，從無到有，沒有一天是安靜的日子。舉凡公共政策，不是是非題，而是選擇題，因此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台灣要不要有第四座的核電廠加入商轉？要由公民討論後產生共識，箇中不存在民粹問題。
有關核四的政策辯論過程，二○○○年的行政院長張俊雄宣布停建核四，可以作為一次對照座標。當年的社會氛圍與十三年後的今天比較，清楚顯示主流民意已經呈現大幅轉向，過去認為的最優選項或無從選擇，現在逐步面對挑戰。例如，核電是不是最乾淨、最廉價的能源？廢核是否必然阻礙經濟、民生凋敝？在科技發展與民智大開下，大家知道這是一個配套問題，於是公民討論日趨多元，不再陷於狹隘的絕對論。
日本民族性的「龜毛」世界有名，在嚴謹的作業程序下，仍然讓大家看到，即使是「萬一」的發生機率，其代價是不可挽回的。德國是非核國家，同步也成為全球再生能源產業的龍頭，生物自己會尋找出路，這句話當然適用在公共政策選擇的面向上。
最近，新內閣才剛組成，馬總統就宣布「核四一定要蓋完」，國民黨立委亦稱「先蓋完再說」。箇中最大的理由是：核四興建至今已經斥資超過二千億元，如果停擺將遭受鉅額求償，影響國際信譽。
撇開一切，單就簡單算術來說，核四歷經第五度追加預算，台電的管理不善必須接受檢討，這次要再追加四六二億元，沒人保證是最後一次，若毀約，賠償是一百億元，兩相比較，何者比較貴？況且，國際合約重點在照章辦事、履行承諾，停建若不賠償，才有國際信譽問題。這些皆不構成拒絕公民社會參與的擋箭牌。
核四廠經過廿年的醞釀，已經累積出足夠的能量，到達了全面反省的臨界點，由人民共同決定存廢，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