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樺真該以他的專長—西方政治思想，作為他的起手式；不料，他把所學放在一邊，拽起了顯然並非其專精的中國古文。要講中國話也可以，既然是與人民對話的第一章，具有定性定調的作用，方方面面都要特別考慮，例如要引先秦思想，有諸子百家薈萃可供撿擇，何必一定曰儒？曰儒，又何必一定論語？
江宜樺引了「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被輿論譏為「掉書袋」；其實，書袋裡的中國書太少，以致掉錯書袋，更趨近江的表現。何以這樣論斷？江宜樺認為，民主政治體制結合儒家精神文明，是當代必須思考的問題；若是如此，以台灣當前民主遭受困頓的病灶，孟子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或者儒家的重要經典尚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到處都是珠璣，再掉書袋，也不會掉到要人認命、接受教化的語句上去，江宜樺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嗎？
由此行為模式假設，江宜樺可能是個「小馬英九」，他們都是國民黨教育體制下的產物，國民黨教的「中華文化」，教到高中「文化基本教材」之後就沒了，這些人到了大學以上讀的是西洋書，因此以為文化就只有四書程度的儒家文化；或者，他們全中了「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毒，才會誤把古中國的牧民思想，當作學而優則仕的經世之道。
事實上，江宜樺的顛倒錯置，才真正是窄化了對民主的想像。否則，江院長應該說明：民主政治與儒家文明結合此一命題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上？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該學宋明黨爭，訴諸道德之戰，玩起君子黨與小人黨的把戲，與其往道德裡鑽，不如先訴諸建立法制，這才是台灣該致力的現代文明。
至於江揆對台灣文化的毫不著墨，這是更大的問題，再寫就寫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