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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駭」知識:學術私有化 學者民眾都受害

立報/本報訊 2013.01.23 00:00
策劃、編譯■李威撰學術出版的倫理爭議,因史瓦茲的自殺而再掀話題。生前致力於學術研究取用的史瓦茲,曾批評現行的學術出版制度,凸顯「公共文化的私人剽竊」問題,在他看來,受害者除了學者,還有廣大的公眾。成本轉嫁 出版商輕鬆獲利出版業中,學術出版依循的是一套特殊的商業模式,在這個模式底下有3個主要的經濟行為者:學者、出版者及學術機構。學者負責供給,除了知識的生產,他們還要肩負許多原本應由出版業者負責的編輯工作,而學者這部分的勞動,幾乎是不支薪的。學術機構是需求者,但他們不只是購買學術產品,還要聘雇產品的生產者,而薪水的發放,等於是補貼知識生產的勞動。雖然個體戶也是需求方,但以JSTOR的銷售利潤總額來說,個體戶僅占0.35%,因此在這商業模式底下的重要性可說微乎其微。出版者則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功能是文章的蒐集、包裝、電子化、同行評審及流通。然而,編輯與審查工作已有相當的部分由生產方包辦;而酬勞的支付,由需求方負責。因此,出版業者省下不少生產投入成本。這一商業模式,對購買期刊的學術單位(尤其是圖書館)最不利。一方面,出版商不斷提高價格,每年的價格成長幅度達7.6%;但另一方面,學院財務普遍吃緊,面臨預算緊縮,學術行政單位不願花更多錢購買期刊。然而,因為學術發展專業化與細緻化,更多、更新的期刊不斷出現,學術單位很難拒絕研究者的購買需求。制度使然 研究者多屈服學術出版的商業模式之所以特殊,乃因生產者與使用者幾乎是重疊的。使用者吸收買來的知識,再用於新知識的生產,如此循環不已。出版者則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多餘的利潤,獲利最多的是學術出版商。學者為何接受這個制度?作為生產者,儘管有愈來愈多研究者不滿,並挺身支持開放獲取(open access)運動。但有人士指出,學者出版研究成果,除了是實踐自己的理想,很大一部分則跟策略性考量有關。美國的學院裡,「不發表就等死」(publish or perish)被奉為金科玉律,對新進學者尤是如此。升遷或取得終身職位(tenure)是學者職業生涯的重大關卡,主要的評量依據,是學術產出的質量。所以,學者願意投注大量心力在學術生產,特別是努力投稿錄取率極低、絕大多數文章要付費才能閱讀的頂尖期刊。美國人類學研究者肯吉歐(Sarah Kendzior)分享自身經驗,曾有教授問她何時要發表文章,她回答「盡快」,但教授卻說:「妳要分散自己的文章,用在對妳職業有利的時刻。」「在準備終身教職前,不要把妳的點子都用光了。」在肯吉歐看來,學術出版與其說是知識的分享,不如說是跟求取職業生涯的保障有關。「這跟知識生產較無關聯,而是跟知識由誰掌握(或保管)、對作者的職業生涯有何作用較有關。」有問題的不只是體制內部,另一個問題是,體制將公眾排除在知識的生產與消費之外。這就是開放獲取運動所關心的:公眾能否免費取用研究成果?付費高牆 大眾難翻越以JSTOR為例,訂戶若是學術單位,訂閱1年的費用高達5萬美元;若是個人購買,單篇文章平均是19美元,最高達50美元。這是一筆不小的費用,無法購買的民眾,等於跟研究成果無緣。贊助研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曾因撥款補助計畫與公眾生活脫節,遭到政治人物的抨擊。但是,公眾如果無法取得研究成果,民眾一樣與研究脫節。史瓦茲被捕後沒多久,科技界人士麥斯威爾(Gregory Maxwell)將超過1萬8千筆的學術文件放在海盜灣(The Pirate Bay)上,他在一篇聲明中表示:「期刊、畫廊還有博物館,所有這些往往跟它們自己標榜的崇高宗旨不一樣,它們自詡是知識的傳播者。」但他認為,他們反而更像知識的審查官。(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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