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其一生，維達爾都是這樣，對人對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當然樹敵很多，不斷受到攻擊、誹謗；而他橫眉冷對，堅持諤諤直言。有人向他父親表示佩服這種道德勇氣，老先生答得好：「他根本不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得罪他們有什麼勇氣可言？」維達爾聽到後頗有「知子莫若父」的欣慰之感。對於身後名他曾表示沒有把握，認為要靠運氣，並舉古埃及幾千年的文獻全都失傳為例。蓋棺論定，可以說他同還健在的語言學家杭士基（Noam Chomsky）一樣，坐而思，起而行，洞察並揭示了真理，是個國士，是個自由人。 　我只見過維達爾一次。200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頒給他終身成就獎，他來紐約。10月21日在市內聯合廣場連鎖書店Barnes & Noble與一學者公開對談。那天下午我從鄉間專程進城。到書店才五點鐘，距開場還有兩個半小時。心想當下美國新保守派猖獗，不會有多少人來聽，便先去斜對面一家麵店消磨時間。六點四十五分返回書店，發現會場前面二十多排竟已座無虛席，覺得驚喜而懊惱。我看出只有通過靠牆的走道才能上講台，於是選了最左邊近牆的位子。六點四十五分維達爾坐輪椅由一年輕人推進（阿留申服役期間膝蓋因故受傷）。見他滿頭華髮，已經老態龍鍾；兩眼則仍然很有精神，微笑著看著前面。到了台上我便只能看見頭部和肩膀。其時我還沒有戴助聽器，大體聽懂他尖刻詼諧一如往昔，周圍的人時時報以掌聲和笑聲。照了兩張相，也模糊不清。起身到牆邊走道，想往前蹭，卻立刻有人制止。不能再回原來位子，而且要搭地鐵趕火車回家，只好提前離開。 　維達爾死後影劇界於8月23日假紐約Schoenfeld Theater（當時正在重演The Best Man）開了追思會，由凱維特擔任司儀；主要是回憶故友或朗誦他著作的片段。我趕到時前面又已經坐滿，整個氣氛卻再度令我振奮。次日報載小說家魯西迪等文人也去了，坐在台下，並預告秋末文學界也將集會悼挽，但沒有下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