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黃建業表示，大島渚、今村昌平等日本導演，被視為日本二戰之後「日本新電影」風格的重要代表。他們都是二戰之後成長的一代，經歷過戰爭的洗禮。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日本儼然成為美國的殖民屬地，這些經歷讓大島渚的電影充滿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 　「大島渚代表日本戰後經濟成長時代的自我反省，也是日本電影踏入國際影壇的重要銜接。」 　黃建業說，大島渚從早期作品如《青春殘酷物語》、《日本夜與霧》等，就已顯露對社會不公義批判的鮮明立場。電影中尤其大量利用性愛、道德邊緣等命題，如一九七六年著名的《感官物語》便取材自真實刑事案件「阿部定事件」，陽具被切割、頻繁的做愛與空虛的內在，轟動國際，「這都展現出他對社會樣貌的細緻觀察。」 　「相較於古典時代的黑澤明、小津安二郎等大師，大島渚更具社會和政治意涵；且在電影美學上，他也大膽加入劇場形式，突破寫實主義的視野。」黃建業認為，在日本電影史上，大島渚扮演了銜接古典時期和當代電影的重要橋樑。 　一九九二年大島渚曾應金馬國際影展之邀到台灣，當時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擔任影展策展人，曾近身採訪大島渚，對大導的風範印象深刻。「大島渚的電影充滿批判性，對天皇制度不滿，對日本侵華的行為不恥，喜歡和極右派唱反調，反應在電影中，不論是敘事手法及影像風格，都顯得大膽前衛。」 　李幼鸚鵡鵪鶉表示，大島渚在歐美受到極大的關注，名氣緊接在黑澤明及溝口健二之後，甚至超越小津安二郎。他的三部代表作《俘虜》、《感官世界》、《馬克斯我的愛》，分別關注同志、女性主義及動物權議題，不管在當時或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都難以企及。 　大島渚對顏色極為敏感，「他說他非常不喜歡綠色及雜七雜八的顏色，因為綠色給人一種迷惑的感覺，但他在《俘虜》中卻把綠色用得非常漂亮，適當傳達這部電影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