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
作者：阿潑
出版社：八旗文化
ISBN：9789868845480
【本報訊】從事媒體工作，具有人類學背景的阿潑，效法人類學家的精神，到東亞各國旅行時不忘田野調查，尋找邊界如何具體而微地作用在不同國族的人群之中；而阿潑也以與當地人同桌吃飯為目標，在深刻交流的過程中，發現了東亞並非想像中陌生，台灣和他們也同樣有著因邊界而造成的憂鬱情景，而他們和台灣之間有各式各樣的關係。
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揹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她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
內文試讀
「你要小心他們。」婦人將頭從掛滿洗髮粉和料理包的小攤口探出來，朝背包客棧門口的幾個男人比一比，悄聲對我說。我們剛走出萬隆車站，將行李放進背包客棧，便急著出來買香菸。我沒有聽到華語的心裡準備，突然被這句不標準的華語驚嚇到，愣了幾秒，回問她原因，「因為，印尼人很壞。」這個婦人將菸和這個答案遞給我後，取走放在檯上的錢，頭便收回去了。
這個賣香菸的婦人是我在印尼遇到的第一個華人，不知幸或不幸，她也成為第一個傳遞恐懼給我的當地人。她的善意提醒對我來說卻成了困惑：「她難道不也是印尼人嗎？」或許她在對我說華語的那一刻，便把我當成「我們」，而她口裡的印尼人，就是我們之間共同的「他者」。
此時梅嘉瓦蒂當政末期，離一九九五年發生的排華暴動還不到十年之遠，街頭時而流洩出華語流行歌曲和文化，華語學習熱也當頭，反華氣氛已經明顯下降，只是，陰影和驚駭仍瀰漫在華人社群之間，我在印尼旅行期間，不論我到哪個城市，總有華人店家警告我：「別和印尼人打交道。他們很壞。」
印尼首次排華，起於一九六五年，當時蘇卡諾的親信策動政變，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組織軍隊平息動亂，但也順勢推翻親共的蘇卡諾政權，隨後又展開「反共大清洗」。蘇哈托政權指控華人社群中隱藏著心懷中國的共產黨員，排華運動於是開始。
但距離我們最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暴動」，當時有諸多華裔婦女被凌辱，華人商店被砸毀焚燒，生命財產被威脅。最後，蘇哈托因此事步下政壇，結束他三十一年的統治。排華，發生在他接掌權力開始，卻也是讓他走下權力的終途。
蘇哈托的排華，源於政治，終於經濟。在他任內那段「新秩序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九八），給予華人擴展國家經濟和財富的特權，卻也同時將他們推到政治、文化和社會上的邊緣：華人不具公民權，即使擁有公民權，也無法和其他族群享同等待遇，甚至被迫改名換性，不可組織團體和媒體，不能加入軍隊和公務員之列。連唯一的華文報紙都是印尼軍方控制，華人只能當翻譯，華裔學者雲昌耀便曾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一書中提到：「由於華人擁有薄弱的政治基礎且處於易受傷害的地位，允許他們主宰經濟並不會對軍事統治構成政治上的威脅。」然而，正是因為一小群華人財閥與當權者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金融風暴發生後，蘇哈托政府將責任推給這群華人，所有華人因此共同承受貧富不均的惡果。
印尼人口超過兩億四千萬，族群數量也多於三百個，其中以佔約四成多的爪哇為最大族群，華人只佔百分之二到三。因為族群數量龐大，這個國家獨立建國之初，便以多元文化原則來統一二十七個省的大小島群，不論先來後到，都被視為是具有本土性的「土著」（印尼語：asli），也被認可為原住民（印尼語pribumi，亦即「土地之子」），但那些即便十七世紀便已移入的華人，卻始終被視為「外來者」（asing）。
華人和原住民之間那條不可抹滅的邊界線，早從荷蘭殖民時期刻下，當時的殖民者在印尼群島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將所有族群分為：屬於上層的歐洲人，位在中層的外來東方人，以及底層的土著。當時華人獨佔經營不道德性商業活動的特權，因而造成長久以來印尼其他族群對華人控制經濟的刻板印象。然而，一九○○年起，荷蘭人實行「土著改良政策」，為了扭轉族群結構，向華人抽稅，還限制其居住通行，華人地位因此改變，他們於是認清唯有鞏固自我才能得到「他者」尊重。
不論政治如何變動，印尼華人在歷史洪流中，始終被強綁在一個邊緣位置。「華人是來自印尼邊界外的土地」一直是印尼社會中無法扭轉的印象偏見，在蘇哈托時期便流行著「華人沒有民族觀念」的說法，整個社會都認定華人對祖先土地的忠誠高於國家，於是，當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華人的族群性也就被本質化為共產主義。一直到今天，印尼族群和華人之間的邊界線，仍明顯可見，但這條線對我這個同為華人身分的外來者而言，卻也是困惑：我似乎應該同情印尼華人長期的處境，但聽到他們嘲弄批評「印尼人很懶、很落後」，總讓我也恨不得聽不懂他們的語言。……
……排華暴動發生後，印尼華人紛紛外逃避難。他們的祖輩曾為躲避戰禍逃難至此，他們的後代又因為政治往外逃。因為印尼和馬來文化、語言相近，所以許多逃難學生到了馬來西亞。有個馬華朋友便回憶，中學時代曾和這些逃難的印尼華人學生一起上課，午餐時間總看見他們睜著驚恐的眼睛，不知所措地坐在學校食堂裡，「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他們從印尼來的。其實我對學校湧進這麼多外國人，也是很害怕。」即便在「族群」上，他們都是「華人」，但終究是「他人」。
在台灣，我的同胞也和「印尼人」保持遠遠的距離，稱呼他們是「外勞」或「外籍新娘」，即使他們身上也有華人血液，終究還是「外人」。但那些印尼華人又怎麼看待台灣呢？《外籍新娘在美濃》這部紀錄片中提到，印尼政局不穩定致使華人生存受到影響，年輕華人女孩紛紛嫁來台灣，他們的母親說過去從不覺得需要國家保障，如今認為女兒嫁到中國跟台灣沒什麼不好，「回自己的國家嘛！」在她們的眼中，台灣和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
國族邊界的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在「我們」和「他們」之間游移擺動，彷彿擔憂著那些因疏忽而無法被過濾掉的警戒。但為什麼需要這些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