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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司法界再現恐龍

立報/本報訊 2013.01.07 00:00
司法界再現恐龍。這次的司法恐龍是檢察官。檢察總長黃世銘正義化身般說:「以不實單據核銷,就構成……貪污罪,沒有模糊空間。」但是,就如過去法官輕判性侵幼童的理由是被害者並沒有抵抗,而引來社會「恐龍」之譏;黃世銘的正義臉孔也凸顯他對社會現實的無知。

只要對台灣官僚體系不陌生的人都知道,我們的會計法規十分僵硬,各單位的財會人員更是毫無彈性,一切都要按規章辦事。許多規章制定得明顯不合理、極為繁瑣。如果一切照規矩辦事,往往要耗費巨大的時間、心血於額外的核銷工作,這對於研究工作是莫大的浪費。於是「上有政策(僵硬規章),下有對策(權宜措施)」早已是人人心照不宣、卻不能戳破的事實。人人都不同意、人人都埋怨,可是多數人都無奈,都必須靈活些。這個廣泛為人所知悉的無奈現象,我們的總檢察長似乎懵然無知。因此,他可以成為司法界的大恐龍而無愧。

這情形甚至也發生在許多其他的政府工作上。許多政府官員囿於財會規定,許多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做,久而久之形塑出讓人厭惡的官僚習氣,使官員不易具有大格局、大氣魄。要之,不合宜的法規把台灣的生氣扼殺殆盡。

我們並不是批評財會人員的僵硬。他們必須按章辦事,一絲不苟,否則一旦發生問題,他們往往成了代罪羔羊。余文的案例使財會人員更加僵硬,更加不通人情。總之,財會基層人員戰戰兢兢做著枯燥無聊又惹人厭的工作,可以說是徹底異化的工作。他們其實是官僚體制的犧牲品。

我們不贊成放縱貪污。我們希望大學教師要帶頭守法,以為學生的表率。但是,如果政府實施的是惡法,那麼我們是希望學者採取權宜措施(但不是故意枉法)發揮別人難以取代的作用?還是寧願學者們把大量時間精力放在應付財會事務,成為一個守法的國民,卻在學術研究或教學上按表操課的「學匠」?對這類(但不是在學者不實核銷預算的案例)兩難的困局,國外早已有人主張採取「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抗議方式作為對抗惡法的措施,值得台灣各界的參考。

這個事件還反映出台灣培養或爭取人才的一個盲點。在各種競爭或刺激措施下,台灣的學者普遍相當認真於研究工作,不少人甚至十分拚命,這可以從不時傳來大學教師過勞死的現象得到旁證。然而,學者們的忙碌有多少是花在真正研究教學上?如果司法恐龍繼續發威,大學教員們將更忙碌,可是卻不是忙於教學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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