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中國小說家莫言，引起西方知識界極大的爭議與批評。最敢於公開且大聲批評的，可能屬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他12月6日在臉書上表示：「我很難避免下結論：莫言等於蘇共黨委作家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的中國版：是政權的盼仔(a patsy of the régime)(盼仔：根據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解釋，笨蛋、傻瓜。指不夠精明，不通人情世故，容易被騙的人)。」此番說法引發在英國《衛報》上的筆戰。
魯西迪的盼仔比喻，引起了印裔英籍的小說家，潘卡吉‧米希拉(Pankaj Mishra)12月13日在英國《衛報》上加以反駁。他表示，「西方對於莫言跟中國政權過從甚密的鄙夷之中，隱藏著一種未經反思的假定：英美作家自然擁有比較高的道德，因為他們跟自己的政府站在一起，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肯定的是，我們也不能期待他們對於自己陣營的政治人物發動災難性、完全沒必要的戰爭，採取公然反對的立場。事實上，很少人利用他們不受限的自由來做這樣的事。」米希拉又說，「魯西迪也許真誠地相信布希政府決心透過戰爭，將民主帶給阿富汗。」
魯西迪自然不是省油的燈，身經多場筆戰的他，12月16日立即投書給《衛報》，反駁米希拉不應該展開稻草人攻擊，「我從來沒有說過布希政府決心『透過戰爭，將民主帶給阿富汗』。我確實曾經說過，在911攻擊事件發生後沒多久，報復攻擊蓋達－塔利班軸心勢力是合理的，並不是為了『帶來民主』，而是對於戰爭行為作出回應；恐怖組織當時接收了阿富汗的國家機器，並且利用該國作為攻擊美國的基地。搞不好米希拉覺得美國不應該反擊，而應該為了錯誤的外交政策向蓋達組織道歉，並接受那些在世貿雙塔死掉的人都死有餘辜。我並沒有這樣指控他。因此他也不應該用我沒說過的話來指控我。」
魯西迪繼續論述米希拉「都是盼仔」論─因為我們也是盼仔，所以不能指責莫言也是盼仔─的荒謬所在，「然而米希拉想表達的事情頗為奇特。他攻擊納博可夫、索爾•貝婁、厄普代克、馬丁‧艾米思、還有我，是『選擇性的人道主義』，猶不滿足，他說：『當然，暴力與剥削是所有國家的基礎，不管是否為民主國家。』這個──我該怎麼稱呼？──這種撒旦式的看法，認為人類社會不管是哪一種，都是奠基在邪惡之上，以這個理由，所以他就可以提出，強大的民主國家與強大的專制國家之間，作家們對於生活在一個自由或非自由社會的反應，存在著一種道德上的等價性。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批評像懦弱的諾貝爾獎得主莫言那樣的人，因為，我們未能譴責我們自己的『強大機構與個人』，我們其實也是盼仔。但是民主國家並非獨裁政權，而對這兩種制度的回應，不能如此簡單地畫等號。更何況，自由社會的作家確實常常批評權力者，從不甘心只當百依百順、一意追求文名的人而已，如同米希拉所指責我們的。我當美國筆會的理事長時，我經常領導該組織，對伊拉克戰爭、阿布葛瑞監獄、關達那摩監獄與愛國法等等提出批判。」
最後魯西迪點出，「至於中國諾貝爾獎得主的問題：美國筆會一直為身繫囹圄的劉曉波請命，我長期與這些活動有關連，因此也輪不到米希拉來告訴我，不應該批評莫言對劉曉波的不支持。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為言論審查辯護，把它比成機場的安檢。然而，機場的安檢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要保護我們不受恐怖份子的攻擊。因此，莫言做的，是把異議文學跟恐怖主義畫上道德的等號。這在當下招來反感，現在也一樣令人感到不快，而我會毫不遲疑地譴責這樣的說法。」
莫言在瑞典接受訪問時，把言論審查比喻為機場的安檢，說是「有必要的」。另外，他拒絕簽署已有130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並簽名，為釋放劉曉波請願的信函。2009年的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德國籍的小說家，赫塔‧米勒(Herta Muller)說，獎歸莫言是一大災難(a catastrophe)。
諾貝爾文學獎自創始一百多年以來(第一次頒獎是1901年)，瑞典委員會的抉擇就經常引起爭議。1901年該獎頒給法國詩人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卻有42位瑞典作家寫公開信表達反對，認為應該頒給托爾斯泰。幾年前引起爭議的，是2004年的奧地利籍得主、曾加入共產黨的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她的作品被其他人批評為：「隨意拼湊的大量文字」、「色情的」，甚至導致一位評選委員辭職以示抗議。2012年的文學獎頒奬，看來是此一傳統的延續。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