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的邊緣化憂鬱 台北會談的異象

2008敗選後民進黨內浮起了強烈的在兩岸互動中邊緣化的強烈焦慮。如今台北會談這紅藍搭好主場廣邀民進黨，綠營的處境是，上場怕應對吃力，不上場又怕邊緣化，有人甚至說要上場要「向大陸釋善意」，心中忐忑之聲彷彿可聞。但會議兩天開下來，結局大爆意外，對會談，媒體報導全集中在紅綠兩黨的互動上，反而是藍營邊緣化了，現在以＜蘋果＞、＜聯合＞兩報11、12兩天的報導做例子。

＜聯合＞11曰有5則報導，標題分別是：

1、民進黨籲：撤對台導彈、放劉曉波

2、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把握「一中主張」連結

3、和平促統 孫亞夫：過度解讀

4、大陸學者：別聞政治就色變

5、陳明通請對岸民選 被笑「心中有統一」

12日兩則，是：

1、孫亞夫：能在台談一中，很好了！

2、不認同中國？ 綠提數據陸反駁

＜蘋果＞11丶12各一則，是：

1、台北會談 紅綠互槓兩岸認同

2、綠批打壓台灣 中國：很想解決

九則新聞，全以紅綠互動做標題，藍色官丶學的聲音澈底「邊緣化」，在標題上全面失蹤。

對綠方的發言，香港＜明報＞並不友善，明報專訊 – 2012年12月15日＜誰來主導兩岸政治會談？＞說民進黨「談不上什麼建設性」。但「國民黨則因身為執政黨，對馬英九政府不捨得批評，對北京則不太敢批評，落得個陪襯角色。」，另外連綠學者都說「藍學者太客氣 未表達馬英九想法」。最有趣的是中央日報15日登出社評，題目既是＜兩岸認同不宜躁進＞內容又指責說台灣社會的認同演變到這地步，中共要檢討，這簡直是跟著綠學者說話了。

其實在兩岸交流中最早感受到邊緣化的危機並不是綠營人士而正好就是深藍人士，他們並隨時把邊緣化危機意識形諸於外。

1987年李登輝意外地接掌了總統大位，又很快地對外和民進黨呼應，對內結合游走黑白之間的地方派系以對付深藍色的「非主流派」，藉以推動國會全面改選、民主化、本土化等一連串政改。先是深藍之中油然升起在台灣社會中邊緣化的危機感，這悲憤之氣催生了新黨，新黨領導人士頻頻來往兩岸希望藉交流強化和大中國的聯結來抑制本土意識。自我設定的使命既然如此，因此當李登輝總統兩岸秘使消息曝光後，新黨人士從台灣內部「邊緣化危機感」擴大為兩岸之間的邊緣化危機感，於是猛烈發動對李登輝的攻擊。

2000政黨輪替後，李登輝被逼離開國民黨，國民黨順利推翻黨奉行的戒急用忍兩岸政策，章孝嚴跑在陳水扁政府之前，來往兩岸推動「兩岸包機直航」，不料後來的發展是兩岸政府間包機談判經常跳過他進行，以致於他不免的因邊緣化而對中共大發窂騷。

2005北京制定＜反分裂國家法＞，陳水扁和連戰都認為這是「武力犯台授權法」，強烈的危機感驅使陳水扁一面痛駡台獨和李登輝給北京聽，一面託宋楚瑜到北京去替他「搭橋」，深藍震驚之餘，唯恐邊緣化，由連戰「搶頭香」趕在宋之前進行連胡會。

由於國民黨權力正當性建立在和中國的聯結上；而綠營則建立在台灣的主體性上面，因此雙方承受在兩岸交流上邊緣化的衝擊的能力差別極大，同樣邊緣化，一個直接傷到權力正當性的基礎，一個傷到交往政策能否順暢推動。因此藍色人士和中共交往熱絡，重要的驅力之一乃是「不連結則邊緣化」的憂慮。不和中國連結則邊緣化的憂慮，不只表現在政治上，也表現在經濟政策上，在對中國經貿依賴度早已世界第一的情況下還傾全力増加依賴度，唯恐否則中華民國將邊緣化。由於國民黨縱使下台，但在教育、媒體、官僚等掌控國家意識型態的機關中仍有強大優勢，影響所及，過度濃郁的邊緣化憂鬱溢出深藍之外，進入社會甚至綠色陣營。

國民黨把權力正當性建立在和中國的連結上，最大的好處是在和中共交往時有國家認同接近的優勢，但要取得這優勢並不是不必付出代價。根據2012年3月26~27日TVBS民調，57%民眾對馬總統在談判中能確保台灣利益沒信心；59%認為馬總統傾中。由於台灣社會台灣主體意識愈來愈上升，馬總統被認為傾中，在台灣政治競爭中付出的代價就愈來愈高，終於經常演變到動輒得咎的境地，於是猶豫之際，在過去一直自信是自己「主場」的兩岸議題上開始出現邊緣化的現象。這，在12月中旬由兩岸統合會主辦的「台北會談」中就充分地顯露了出來。

深藍過去幾次邊緣化危機感特別升高的時間點，如新黨反李登輝派秘使丶章孝嚴反彈兩岸政府協商包機時自己被跳過去、連戰憂懼宋楚瑜替胡扁搭橋等等。都是在失去政權、隨著失去掌握兩岸交往決策權和執行權之際。這次在台北會談中深藍聲音會實質邊緣化，時機當然也是個重要因素：民共交往一事都已經爭議了快5年了，一旦成真，自然成新聞炒作焦點。但更基本的理由則另有所在：

在認同立場選擇上統派是中國人，民進黨認同台灣人，國民黨選擇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立場。過去台灣人多數人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反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於是在認同上國民黨足以代表社會多數主流；民主化之前，台灣社會更沒什麼「主體意識」，那時，中共把兩岸問題，從交往政策到國家定位都當成是國共兩黨家務事是很合理。但如今在台灣已演變到中國人認同最少，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由多變少，最多而且還持續上升的認同是台灣人認同。這情形下中共代理中國人認同要和台灣社會多數的主流認同，或「社會的主體」對話，上台的是紅綠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至於藍，因為在兩岸定位立場上失去了對台灣多數主流民意的代表性，在認同上已在台灣社會處於邊緣位置，在對話中便不得不邊緣化。

歸結下來，我們發現要在兩岸交往中不致於邊緣化，途徑有兩個。一個是掌握台灣的政權，一個是兩岸定位站在台灣主體意識的主流民意上面。

不論藍綠，只要掌握政權便形同「壟斷」了兩岸交往的政策決定和執行權；但要在國家定位這更高一層次議題上和中國對話則必須被信任足以做為台灣主流的主體意識的代言人。

台灣民主化之後，站在主流民意與否關係到能否掌握政權，因此，當有人還在嘆息民進黨兩岸定位立場一直不向國民黨的方向調整，註定一步步走向邊緣化時，卻因為兩岸認同的縱深已被劇烈拉開，以致於國民黨遇到了無法跟著人民的認同走，又不敢站在人民認同的對立面以致於邊緣化的尷尬處境，在台北會談中，我們便既看到藍官學聲音全面邊緣化而讓紅綠成為台北會談主角，又看到中央日報社評上的立論竟大幅向參加台北會談的綠營學者的方向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