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宏日本學者小出裕章來台灣演講時，針對核廢料問題曾指出：沒有能力處理的垃圾就不該製造出來。然而，殘酷的事實擺在眼前，儘管我們還是無力處理核廢料，但這些萬年毒物還是源源不絕地被生產出來。以高階核廢料來說，台灣每年約會增加120噸左右的使用過核燃料，先不論冷卻池超量儲存的安全問題，未來這些高階核廢料該如何處理，政府始終不願正面回應這個幾乎是無解的難題。▲日本核工學者小出裕章2012年10月20日出席非核家園國際論壇時表示，核電廠不適合多地震的國家，地層不穩定蓋核電廠非常危險，且部分台灣核電廠相當老舊，令人憂心。（圖文／中央社）核廢料的幸福藍圖？低階核廢料部分，自1982年後，已有將近10萬桶左右的核廢料運送至蘭嶼儲存，後雖經達悟族人的抗爭，於1996年停止運送新的核廢料到蘭嶼去，但蘭嶼的核廢料管理檢整過程中，仍出現諸多未依程序處理的亂紀行為，讓從未使用過一度核電的蘭嶼人，必須時時活在輻射外洩的陰影中。扁政府時期承諾將核廢料遷出蘭嶼，經濟部並於今年7月公告，台東達仁鄉及金門烏坵鄉成為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候選場址，預計由兩鄉鎮進行公投來決定最終場址落腳何處。然而，儘管在蘭嶼興建核廢料儲存場的過程中，從未有過任何嚴肅的溝通，但經濟部與台電似乎並未從中學到教訓，今年8月經濟部與台電於台東火車站刊登廣告，廣告中未見對核廢料風險的討論，以及對環境及在地居民健康潛在威脅的資訊揭露，卻以「看得見的幸福藍圖」為題，描繪擁抱核廢料之後的光明前景。媒體甚且也只聚焦於未來高達50億的回饋金，將嚴肅的公共議題窄化為50億元爭奪戰。儘管核廢料是我們不願面對的垃圾，但既然已經製造出來了，該如何處理，決策及資源分配過程是依循何種理性為之，這些都該由整個社會共同面對討論。民主缺席的決策過程，只會繼續鞏固官僚及科技專家的論述權力，延續弱弱相殘的悲劇。高階核廢料處理是社會性議題低階核廢料如此處理，更不用提其實幾乎不可能尋得最終處置方案的高階核廢料了。在境外處理可行性不高的情形下，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子孫孫，無可避免地必須與這些萬年毒物共處一輩子。高階核廢料處理因而不僅涉及地質探勘與選址等高度專業的技術性問題，也同時涉及公共溝通與世代正義等「社會性」議題。因此，除了專業的選址知識外，民主對話與公共參與無一不可，也不該於此爭議中缺席。如何在高度專業的核廢料討論中納入民主對話？這是法國社會學家Yannick Barthe（註一）長期關注的議題，本文將簡單介紹他對法國高階核廢料處理過程中的回顧，藉此指出此爭議中的各種可能民主想像。在更進一步討論前，筆者想先談談《核你到永遠》（Into Eternity）這部紀錄片，片中討論的是芬蘭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安克羅」（Onkalo）。當安克羅建造完成後，使用過核燃料棒就會被儲存在這個地底5百公尺深的洞穴裡，就此與人類世界隔絕開來。使用過燃料棒中充滿各種有毒的放射性物質，其中毒性大的鈽239半衰期長達2萬4千年，為了能有效隔絕這些毒物讓其順利自然衰變，安克羅位於堅硬的岩盤中，期待該處之地質穩定能達10萬年之久。真能核你到永遠？安克羅是目前全世界唯一進行中的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觀眾應該都能從這部片子中獲得不少啟發與刺激，先不論台灣究竟能否尋得此種穩定的儲存場所，片中許多問題也值得我們一再反思：如何確保地質可以維持十萬年穩定？即使有了安克羅，如何避免後代人的入侵？如何將「此處存放危險輻射物質」的訊息傳遞給後代人？還是根本就不要讓警告訊息傳遞下去？如此的話，如何避免後代人誤解？很明顯地，處理核廢料過程中，必須涉及許多倫理及哲學討論，而這些問題顯然也不是個別技術專家有能力及有資格回答的。除了上述問題外，Barthe卻進一步追問：這種尋找穩定地質，並將高階核廢料掩埋於地底深處的方法，是不是就是無可置疑的最終處置方案了？Barthe以法國尋找最終處置場的經驗為例，指出在1991年前，法國社會也普遍接受深層掩埋是處理高階核廢料的最佳方法：深層掩埋被視為是相對簡單的解決方案，相較於人世間的紛擾而言，穩定的地質條件無疑是比人類歷史更能讓人信賴的。換言之，深層掩埋的正當性已然建立，無須再進一步討論，接下來只是尋找適當場址的技術性問題而已。從不可逆的最終處置方案到可逆的開放選項然而，法國高階核廢料處置場選址過程中依然充滿許多爭議，包括資訊不透明、公共參與不足等各國都會面臨到的問題，儘管法國政府有意強化溝通，但對話過程中反而讓整個社會意識到：此一議題是建立在「深層掩埋」方案的正當性之上而開展。換言之，不論選址過程中出現多少爭議，都不會改變以深層掩埋作為最終處置方案的思維。只是公眾辯論過程中，「地質穩定性」這一不容質疑的前提開始受到挑戰：要如何才能確保地質狀況足以維持十數萬年的穩定？誰能保證？如何保證？伴隨此一挑戰的是其他更根本地質問：深層掩埋方案是一種「不可逆」的解決方案，亦即掩埋後即不存在重新開挖的可能性，那麼當代人此種決定，是否限制了未來世代重新處理、利用、甚至根本摧毀核廢料的可能性？此種提問奠基於兩個發想：首先是對未來「可能世界」的想像保持開放態度，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是不確定的，未來世代因而有可能具備足夠的技術，去重新使用或根本破壞核廢料，當代人不應以既有視界阻礙了對未來的可能想像。其次，基於一種基進式的民主考量，未來世代做決策的權利不應為當代人所現制住，不可逆的解決方案中有著不可挑戰的前提與方向，圍繞在此種方案的衝突與爭議，因而屬於一種非此即彼的、「不可分割的」衝突。Barthe認為，只有重新挑戰核廢料爭議的不可逆性，將不可分割的衝突轉化而成可分割的衝突，才可能讓這類論辯豐富我們對民主的實踐與想像。1991年後，法國政府也正式將「可逆性」納入核廢料決策過程中，「確保未來世代不被當代決策所束縛，並讓他們得以根據到時的科技及社會變革，改變其戰略」，成為相關討論的重要基礎。整個辯論因而也被轉化成是公開的、可（持續）再次做決策的。這當然不代表衝突可以因而順利解決，但其精神確保了辯論及決策過程中，對新資訊、新的利害相關者是保持開放的。具體實踐上，地表儲存方案因而正式浮上檯面，在現今的技術水準下，或許只能保證地表儲存數十年的安全，那就接受這個現實限制，數十年乃至百年過後，再由當時的世代，根據當時的技術及社會條件，重新檢視要選擇何種處置方案。10萬年的保證充滿太多不確定性，並且迫使科學家必須完全信任當前科技知識體系做出的判斷。法國選擇的是另一條逐步前進的道路，這其中核廢料的存在與爭議不會消失，成為全體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正因責任由全民共享，公共參與與民主對話也因而是無可迴避的。民主不應缺席Barthe針對法國案例而起的民主思考，固然充滿挑戰性，但相信一定有讀者懷疑，此種將核廢料爭議留給後代做決定的態度，難道不是一種卸責？憑什麼要從沒使用過絲毫核電好處的後代子孫，必須承擔起如此責任及風險？筆者亦曾擔心，引介Barthe的理論及法國的處理方法，會不會反而強化台灣政府及台電的敷衍態度，生產出「現在不處理（或處理不了）核廢料問題，是為了不剝奪後代子孫的決策權利」等荒謬論述。▲立委鄭麗君（中）與林淑芬（右）2012年10月25日舉行記者會，公佈蘭嶼核廢檢整工作的影片，工安設備簡陋的狀況下，工人安全嚴重受到威脅，鄭麗君批原能會草菅人命。左為臺北醫學大學公衛系教授張武修。（圖文／楊萬雲）必須提醒的是，法國社會建立此種論述的背後，有著數十年的公眾抗爭與社會討論，而此一「可逆性」共識的形成，亦有著深厚的民主及世代正義考量，並伴隨著資訊公開，及公眾對核安的嚴格檢驗。缺少這些最根本的民主對話，缺少對風險資訊的披露，缺少雙向而真誠的溝通，缺少整個社會對核能、核安及核廢料議題的深入討論，那麼引入的一切進步論述，都將只是虛幻的空中樓閣。面對複雜而嚴肅的核能議題，從前端的發展及用電政策、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跨國政商連帶，到建造過程中的工安、預算及工期控制，營運過程中的核安管理及風險反思，一直到後端的核廢料處理，無一不需要整個社會更廣泛地對話與辯論，民主缺位的核能政策，才是造成現今諸多核能爭議的根本原因。（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註一：Barthe, Yannick (2010) "Nuclear waste: the meaning of decision-making", in Aparicio, Luis (ed.) Making nuclear waste governable: deep underground disposal and the challenge of reversibility. France: AND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