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即將被拆除的公寓大廈，8個不同背景的住戶，以及離開公寓時漫長的遷移之路。這是今年台北雙年展中，當代藝術家陳界仁的新作《幸福大廈》，講述資本主義底下的一般人；透過影像，陳界仁企圖讓觀看者體會這個「不死不活」的年代，以及失去確定感的「在地流放」之路。2003年陳界仁發表以聯福製衣女工為主角的影像創作《加工廠》。1997年聯福製衣惡性關廠，薪資、退休金血本無歸的女工展開一連串抗議行動。關廠7年後，陳界仁帶著這群女工偷偷溜回當時的工廠，拍攝女工在荒蕪的工廠內工作的模樣，告訴世人「她們還在，事情也不該被遺忘」。由邊緣角色關心人的處境這一次陳界仁則是以各種邊緣角色，凸顯資本主義底下破碎的關係，透過不同的社會議題，以影像反映出事件主角的精神狀態，並指向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談起創作概念，陳界仁強調，他所關心的女工、失業者、憂鬱症等等角色，其實都是生活在他四周的一般人；自己的家人就是女工，聯福就如他身邊上演的問題，「我其實不是什麼左派，而是因為這就是我的世界，所以我自然會去關心，我一直關心的，其實是『人的處境』。」今年台北雙年展中當代藝術家陳界仁的新作──《幸福大廈》，講述的是資本主義底下的一般人。而拍攝現場，則由一群「不專業」的人們所組成的「臨時社群」共同完成。（圖文／呂苡榕）拍攝聯福女工的狀態時，陳界仁說，他並不想重複許多報章雜誌講過的內容，只是在罷工事件過去7年後，提醒社會「他們還在」。「第一天拍攝，許多年老的女工坐在縫紉機前，針線都穿不過，穿了好久。即使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都訴說了許多故事。」工廠不斷遷移，但工人卻被留下，這是台灣2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故事。勞動創作 組成臨時社群1984年後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台灣出現許多「新無產階級」，大家既不是真正的無產、卻又不是有錢到可以無憂無慮的狀態，而是普遍「不死不活」地過著。「過去戒嚴大家對抗威權，以為有了自由民主就什麼都好了，結果現在是被跨國資本壓制、被兩個右派政黨壟斷政治。根本是從一個陷阱跳進另一個。」一般人面對家庭關係的分崩、工作狀態的不穩定、居住權益的侵害，成為一種被「在地流放」族群。為了凸顯這狀態下一般人的精神狀態，並反映出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陳界仁在創作前，首先找來許多不同狀態的年輕人，寫下他們各自的故事，並且由一般人來詮釋自己的故事，「因為他們的生命片段，就能投射出許多東西」。而整個拍攝過程也是實踐的一部份，透過一起創作，形成「臨時社群」，「這個創作過程是有趣的，因為它本來是假的，片場也毫無生活感可言，但是透過一起勞動、生活，它就成了真的，成為每個參與者生命經驗中一段真實存在的過程。」幸福大廈的展覽分成三個部分：家、派遣和遷移。拍攝現場那些被舊報紙塞滿的房間、堆滿行李箱的大廳、堆積如山的廢棄電子用品，也反映了拍攝對象面臨的生活狀態。最後即將被拆除的大廈，被迫遷移的人們將沈重的行李放上推車，漫無目的的離去，消失在大樓林立的都市裡。陳界仁說，藝術形式讓一個事件能夠被放大，撐起矛盾的張力，這些令人不舒服的場景，投射出現時生活的苦悶，「只有當我們去說我們有多苦悶時，才有可能開始討論。」反抗從日常做起一直關心社會狀態的陳界仁，看見台灣當代藝術社群近幾年開始關心社會議題，他表示，90年代西方的「政治藝術」相當蓬勃、甚至可以說是主流，而台灣的藝術社群在這部份的覺悟顯得緩慢，但有不少人開始發現藝術創作必須從自己生長的土壤中找到來源，將自己身處的社會作為對話的對象。而陳界仁也不諱言，在台灣作為一個藝術家，勢必面臨「生活」的壓力，藝術家得透過與政府作或是和資本合作，才能有創作的空間進行自己的反抗事業。「拿反動物資，做進步事業，我們得先承認自己都是『不純之人』，但我們都『不爽』。」陳界仁這樣形容自己。「而我們也無法迴避藝術社群與資本的關係，因此在12月底，幸福大廈的拍攝現場將會舉辦相關座談，討論在這樣的矛盾中我們如何自處。」「我避免去描繪烏托邦，因為烏托邦並不會明天突然就出現。『資本主義即將滅亡』講了1百多年，它卻越來越強大，還以各種面貌出現。」陳界仁說，到達烏托邦之前的過程，才是故事發生的來源，資本主義既然穿透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反抗也就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做起，藉著扭轉已經被挾持的想像，讓社會運動在日常每個角落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