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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蘇、謝三敗之局

美麗島電子報/林濁水 2012.11.26 00:00
11月21日民進黨通過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後,蘇貞昌最希望他們加入的三人中,謝長廷、游錫堃都婉拒當委員,蔡英文雖答應卻說她不知道參加要做什麼,只是黨要她配合她就配合。於是蘇貞昌透過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成立整合黨內對立的構想實質破局。

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找出民進黨新的中國政策和設立中國事務部做幕僚機構是蘇貞昌競選黨主席的政見,當選主席後中國事務部很快就成立了,而且拋開過去由政治學者負責中國事務的傳統,聘專長是區域整合的經濟學者當主任,很受肯定。但是中國事務委員會則一再推遲成立時程。

1998年民進黨透過中國政策大辯論形成「強本西進」的政策共識,備受社會肯定,因此2012大選失敗之後,黨內呼籲採取同樣方式帶動民進黨中國政策轉型的呼籲非常強烈,蘇顯然擔心大辯論時各方將在論述上尖銳對立,更擔心和論述對立並起的人和人的對立,甚至派系動員的彼此攻伐。所以設中國事務委員會來「喬」共識成了他的替代方案。委員會設定的功能有兩個,一個是民進黨內中國政策的決策平台,另一個是成為未來交往中共的民共平台。前者是要因應民進黨必須提出可信賴的兩岸政策的社會要求;後者則因謝長廷希望運用這民共平台建立歷史功業。

然而當選主席後委員會設置一直沒有進度,黨新的兩岸政策沒有著落,逼得謝長廷高唱兩岸憲法各表,以替民共建立平台為號召自行登陸進行「開展之旅」,一時成為輿論焦點,接著,媒體成為舞台,在民進黨體制內被排除的中國政策大辯論,在「體制外」熱烈地進行,民進黨台獨激進派和一中憲法派猛烈交鋒,不過蔡英文等穩健主流立場人士則避免捲入,於是蘇貞昌採取冷處理策略因應。但等到11月13日謝長廷進一步把辯論推進中常會,蘇貞昌不得不作斷然決定,17日突然宣布下一周中常會將正式處理中國事務委員會的設置。

由於謝長廷以憲法一中立場登陸搭民共平台,又,要為兩岸撘橋為己任卻對兩岸事務極度生疏,甚至對台灣前途決議文都還誤解,乃至同樣登陸表現卻遠不如陳菊⋯在在都不只嚇到了激進獨派,連黨內穩健主流人士都不得不說「主權要顧」。因此認為蘇早已承諾謝出掌委員會主導民共平台的獨派人士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反應激烈,使得蘇不得不對委員會的設置做重大調整:1、排除民共平台的功能,2、委員會名稱捨「兩岸」「大陸」而採用「中國」,3、由自己兼任委員會召集人。這一來謝拒絕參與便是必然的了;但蘇雖已依激進獨派立場調整了,但游錫堃在一番搖擺後也婉拒參加。

本來,整個處理設置過程,蘇貞昌顯現出來的是,著力所在並不是兩岸政策,而在「喬」人事,把「想箍住」的「頭人」箍住,但現在,似乎落到政策、箍人兩頭空。

雖然委員會不承擔民共平台功能是謝長廷不參加委員會的關鍵,但委員會不承擔這功能是對的,民共平台是想要學用來架空當年陸委會海基會的國共論壇,這無論如何是不恰當的;但這並不是委員會設置要點其他的規定就是對的。

設置要點規定「委員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而且是常設性的,沒有落日時限。委員7到9人將敦聘黨中實力大老擔任。這規定有幾個問題:

1、參與會議的這些實力大老本來就是中常委或不缺對中常會決議的影響力,那麼設置要點這規定豈不是把同一個人右手寫下來的決定交給左手蓋章而已嗎。又如同一位大老或代理人平時遇到了兩岸關係必須處理不可以在中常會提案,必湏等中國事務委員會那兩個月一次的會期嗎?如不必等,那麼中常會已討論了,委員會還有必要開嗎?這樣設委員會只是疊床架屋使黨的決策冗長化而已。

2、大老兩個月才開一次會,而且開的應該是一兩小時的會,這樣的會,不可能是討論長期戰略,開會若有結論頂多將是針對短期事件的應急措施,而結論的形成應是由大老「喬」出來,不是透過尖銳辯難。形成的結論,政治一時權衡的色彩將遠大於政策的考量。

3、最重要的是,民進黨今天出問題的並不只是像陸生來台,陸生健保這種個案性政策的層次而已,而是更高層次的價值、願景丶實踐的國內外條件、中丶長期策略,或者是路線問題。這次謝長廷拋出的三個決議文整合、憲法一中、憲法各表、民共平台⋯等等,全都在後一個層次上面的問題,這樣層次由仿照一般性的,定期例會性的委員會來處理根本是個大錯誤。

所以正確的作法是大辯論或由限期完成的任務性委員會來承擔,若委員會一旦成立,應當要密集開會,讓不同意見在會中充分辯難,同時結論有了,願景、長中程策略找到了,委員會便可以依落日條款讓他功成身退。

這大策略是釐定個案性政策的依據,後者可以由例行性的中常會來處理。

4、最後,蘇貞昌既把「箍住想箍住的頭人」當首要之務,便努力迥避辯論以免衍生出人的對立而有礙箍人;只是,人事上丶派系上的尖銳對立固然要避免,或至少要力求降溫;但論述上尖銳的針鋒相對則要認真面對不應迥避。只有不迥避論述上尖銳的彼此辯難,民進黨才能真正面對兩岸議題上的真相和難題所在,瞭解自己真正的優劣勢在那裡,民進黨才能把現在黨內各路人馬提出來的各個方案做徹底的分析和比較,並進一步做好創新,選擇或整合,這樣爭論才會告一段落,民進黨在1990年代末期在中國政策上面臨大膽西進論和戒急用忍論的對立,民進黨透過大辯論達成強本西進的共識後不止平息了爭議而且辯得非常受到肯定,大幅提升了社會支持度。今天若委員會要真正找到民進黨最好的中國政策,進行非常認真的辯論仍是必要的,民進黨頂多只能把辯論從公開對外移到內部而已,不能取消辯論。

辯論之火會冒出來根本原因是有過熱的薪柴,不移薪柴而求滅火是沒有用的。現在謝長廷放棄參加委員會,但他運用維新基金會努力在兩岸間搭台的努力卻不會停,同樣強調應求制憲正名不應求執政的人士也會繼續堅持己見,各行其是的結果,體制外論述的對辯自然也跟著持續,同時還可能再延焼回中常會,或由其代理人提到委員會,如果因此成了不斷辯又沒結論的局面,黨給社會的觀感會怎樣,就不必再費口舌了。

無論如何,民進黨一定得釐定中長期大策略解決兩岸議題困境,其任務的完成,但必須在蘇主席既有的規劃之外另起爐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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