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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影展情報之三: 為何成為持攝影機的人?(上)

立報/本報訊 2012.11.25 00:00
■林忠模自「紀錄片」(documentary)一詞在1932年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的《紀錄片的首要原則》(First Principles of Documentary)文中出現,直接拍攝的影像力量早被肯定,然而也開啟紀錄片的形式與牽涉的相關倫理在各方論述的交鋒。究竟紀錄片該遵循傳播理論強調的媒體倫理?嚴謹的、近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規範?還是可將拍攝者的主觀意識放大到等於劇情片的作者地位?這向來是充滿爭議又饒富興味的問題。不過,姑且不論孰是孰非,我認為此一定位上的曖昧,正是紀錄片面貌得以百花齊放的根源。

從這樣的立場來看幾部入圍本屆南方影展競賽的紀錄片,與其評斷優劣,我更傾向從各自的脈絡裡觀察其可觀之處或短處。以陳穎彥的《起風的樣子》而言,雖然跟其他競爭者相比並不出色,然則影片的某些時刻,他確實掌握了盲人表情上的隱約反應,但見鏡頭如同手的觸摸,恣意捕捉他們細緻的情緒變化;而在女主人翁洪千淳回到彰化二林的老家後,光線稀疏,略顯擁擠、侷促的屋內環境,更與千淳目盲後踽踽獨行的生命情境緊密相連,透露出一股憂鬱的情感。

陳穎彥對盲人肢體及面容細節的觀察,令我聯想到《逆光飛翔》裡同樣在表情上有著無限張力的黃裕翔。除去黃裕翔作為素人演員的前提不講,事實上,作為盲胞,在攝影機前的姿態幾乎無法以表演的常規來進行討論;多數時候,他們便是如實真切地展露自身。與外界切斷視覺聯繫的缺陷,反而成為其在鏡頭前顯現高度真實的根源,橫跨真實與虛構或者在鏡頭前偽裝這類的論辯,而直探人類心靈的底蘊。

實驗自身影像

黃瑴恆的《2005~2011我的家庭電影小史》及鄭宇捷的《壞掉影片》皆屬形式具備實驗性格的作品。《2005~2011我的家庭電影小史》串連起家庭錄像(home video)、畫外音、以及對自己以相同題材從事另一裝置作品的記錄,試圖傳達他從事創作的起源與狀態轉變,跟對影像本質的思索。他時而緬懷記憶點滴,時而抽離出來評論起眼前畫面的特質。在視覺上固然看得見他敢於創新的勇氣與實踐,可惜的是,似乎過於旁徵博引的旁白卻也稀釋、折損了影像本有的強度,以致於對我而言全片最動人的時刻,往往座落於記錄與祖父互動的那些親暱無比、毋須說明的部分。

同以本身經驗為出發點的《壞掉影片》則跨過了這層形式上的猶豫,呈現高度自覺的一貫性。影片開始不久後的畫外音講述作者罹患的罕見疾病,語氣裡的失落僅餘淺淺的痕跡,代換的,卻是對於「活著」本身透徹的體悟。對鄭宇捷來說,她的生命軌跡從發病起便早已跟一般人異常地斷裂,存活的每一瞬於她而言皆是餘生,卻同時是必須牢牢緊抱、珍貴無比的頃刻。他人可以自在地談論、夢想著未來,她卻得緊迫依偎任何一次當下體驗,並讓其在記憶裡不斷地復甦。這樣的生命態度,在影片中蛻變為對生活細節孤獨又熱切的凝視,如手心輕捧、端詳與呵護兼有的神態;以及對剪輯愛貓相處影片、顯影照片這些動作的揭示。至於吃藥、吃飯這些對我們再日常不過的舉動,在她的鏡頭及剪接下,更被處理得宛若簡練的修行儀式般,是慎重、肅穆、值得誠心以對的吉光片羽。

人生的蜿蜒

許慧如的《鄉關何處》讓人看見一個成熟的創作者展現出的大氣。延續《黑晝記》對生死幽冥的關注,在這部以八八風災之後為題的紀錄片,她帶入對夫家血脈身世的追尋、自己初次懷胎的經驗,以她畫龍點睛的內心獨白,架構出一則關於所由來處的大哉問。面對肉體消逝的宿命,此生的存在及我之為我的證據,是如何被建立與延續下來?小林村被風災摧毀地貌上存在的線索,而平埔族身分在集體記憶中的掩蓋、漠視,何嘗不是另一種消亡?存活的現實,自我的確認,在兩者角力之下被壓抑的部分,成為生滅裡不可承受與言說的重量。然而透過勇敢地回溯,探視那些塵封的蛛絲馬跡,終究,「我」與「家鄉」的對話難分難捨,無論「家鄉」的定義是建立在可觸的實體或遺跡,還是不可見的血液的秘密裡。

另一部大氣的作品是吳耀東的《舞台》,藉由三個不同背景,同樣熱愛並努力傳承歌仔戲的劇團,交織成在傳統戲曲行將式微之下仍堅持信念的動人篇章。透過貼身記錄,不僅呈現經營劇團的辛勞,同時,唐美雲、李靜芳與陳茂益這三位核心人物,在各自的位置上有其不同的折衷、犧牲及選擇;彼此穿插,更拓展我們理解歌仔戲文化在這塊土地滲透的面貌及其生命的韌性。台上有必須專注演出的角色,台下則有著肩負延續價值的使命。至此,作戲一事已不再是某種職業或謀生之道,而是一種直面人生的尊嚴。

(明日續,圖片來源/南方影像學會提供,2012南方影展將在11月30日至12月12日於台南市吳園藝文中心舉行,更多訊息請上「南方影展」痞客邦網站、facebook粉絲團查詢。)

《鄉關何處》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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