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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青年貧窮化:對社運政治轉化的社運聯盟構想初步討論

立報/本報訊 2012.11.15 00:00
■陳柏謙兩個月前,台灣社會研究學會以「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為主題的年會裡,一場子題為「重訪社會運動與主流政治勢力的關聯和矛盾」中,發表人分別就台灣主流政黨與社運關係於首次政黨輪替後的質變、社運內部對政治轉化討論與歷史上各種實踐路徑、以及對社運組織與成員不同「政治觀」類型化分析進行討論。其中陳政亮老師以勞工陣線、團結工聯與火盟為實際案例分析的三個典型發表專文,並嘗試提出了台灣社運政治轉化的「社運聯盟」作為一條可欲的實踐路徑。值得一提的是,陳文特別嘗試跨越過去對類似論題純然由「抽象原則」出發的「傳統」,轉而直接聚焦於過去台灣社運政治轉化的歷史上的實際經驗進行討論與分析。也正有賴於這一嘗試,提供我們在其分析基礎上進一步思考與延伸討論的機會;筆者試圖在陳文基礎上提出一些個人的初步想法及回應,也希冀能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朋友繼續參與台灣社運政治轉化的更具體與建設性的對話。政治轉化路徑的立論基礎陳文中對近年來社運政治轉化嘗試的分析與觀察,無疑是深刻而精準的。依筆者理解,陳文透過對三個實際經驗的分析與批判其目的,乃是為了提出了其以三種政治(分配政治、認同政治與身體政治)為連帶樞紐的「社運聯盟」構想,作為社運政治轉化過渡時期的核心載體。在陳文論證中此構想立論來自西方1960年代新社會運動以降,左翼陣營內部為回應蓬勃卻多元分裂的社運情勢所發展出新的結盟模式,如陳文所述:在現實與理夾擊下,左翼出現了另外一種分析,強調要看社運之間的「相連面」。這個取向承認了社會分殊的歧異性,但是仍然不放棄一種團結的企圖。只是團結不再是在階級運動之「下」,而是平等的聯盟,是相互看見差異之後的民主合作。在這基礎上,一方面囿於篇幅限制,另一方面則希望聚焦台灣實際狀況討論,我們暫且先不討論「階級政治」退卻的歷史原因與背景,也暫不涉及到對新社會運動以降所宣稱的「階級鬥爭代表社會前進核心已然分崩離析」一說的回應,以下希望先單純回到台灣現實狀況來初步思索「社運聯盟」構想所可能代表的進步意含及其可能遭遇的實踐困境。「社運聯盟」目標的優先順序陳文所提出的社運聯盟模式,無論相較於仍幻想與既有政黨合作的依附路線,還是「等距外交」下「有奶便是娘」乃至「有奶必有詐」只破不立的姿態,或是從清楚的階級與特定弱勢退回對空泛「公民」的召喚,來得更加具對外延展性與可操作性,也更有機會發展出來自於社運內部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嚴格來說,除陳文所提三個實踐經驗外,2000年後一度十分活躍的「泛紫聯盟」,初期亦曾展現出某種類似於陳文所提出以「社運聯盟」模式進行政治轉化的企圖心與努力。聯盟成立之初加盟團體中,有關注於分配政治的(總)工會組織,亦有從非傳統階級視角出發的女(婦)權團體,及某種程度可在陳文的分析架構中被劃歸進「身體政治」的殘障聯盟,然聯盟後續發展卻未如少數創立者初期所期望,成功集結並轉化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泛紫聯盟」曾展現出某種類似「社運聯盟」模式,進行政治轉化的企圖心與努力。2004年3月16日,泛紫聯盟舉行記者會,呼籲民眾投票要「停、看、聽」,不管支持那一個陣營,都要理性看待政見,才會逼出有反省能力的政黨。(圖文/中央社)未能成功轉化的原因或許很多,如議題設定偏向於傳統分配政治主張,或是加盟團體聯合某種程度建立在少數組織領導層間的結盟,而非組織(成員)間的認識與聯合。然而,另一個筆者觀察到的真正困境,卻是來自於聯盟中不同組織面對組織目標與聯盟目標優先順序的權衡兩難。無論將其歸類於分配政治、認同政治或是身體政治範疇,這些團體的存在與制度化實際上都已早於聯盟成立甚久,簡言之,每個團體都已建立一套組織運作邏輯,與在既有政治環境與框架下的生存之道(從立法遊說到議題合作與資源動員等)。因此,分享一個模糊的理念雖能將團體統合進一個聯盟底下,但一旦要上升至政治轉化層次時,就極可能危及到既有組織本身已長期建立的生存模式,也涉及到對既有團體資源的重新分配,在缺乏更強的物質基礎支撐下,輕易進行政治轉化對領導層乃至於會員都是場風險極高的「豪賭」,這似乎也是過去類似以「聯盟」運作,每每在政治轉化上遭遇到無法跨越鴻溝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筆者以為,包括陳文所提到的團結工聯實際上之所以停留在「只破不立」、「等距敵意」但卻仍舊鬆散的結盟,很大程度上同樣面對著類似困境,換言之,它呈現的樣貌是種權衡後保留最大公約數的折衷姿態,既提供了聯盟道德上的高度,但卻也保留了個別工會自行運作時與既有政治勢力合作的模糊空間。倘若上述觀察尚具解釋力,那麼當再次希望以「社運聯盟」模式來作為社運政治轉化的載體時,恐怕仍得再次面對到上述困境。曾在現有「社運團體」或「非營利組織」工作的朋友或許都能同意,再怎麼強調「獨立」於既有政治力量的團體,只要歷經過制度化階段後,絕大多數組織終將發展出一套與既有政治勢力互動的生存模式。此時,制度化組織已然有其獨立的生存與日常運作邏輯,在缺乏更強物質資源基礎誘因下,即便組織中個人有再強大的意志與決心,要真正改變組織運作邏輯,恐怕很難讓人樂觀。以「黨」為中心的思考對比於「社運聯盟」所須處理的組織與結構障礙,陳文分析中也提到了近年來左翼獨立政治參與唯一成功案例,即勞動黨高偉凱在竹北地區選舉的勝利。然而筆者以為,高的勝選某種程度上反而更應該是對「社運聯盟」路線實踐可能性的提供另一種寶貴的替代想像。高在竹北的勝選,當然具備陳文所指出的幾項優勢條件,但筆者認為其與過去幾次工運、社運「獨立參選」最大差異,還是在於候選人背後代表著一個在政治認識、意識形態與政治綱領上都具有一定共識與高度內聚力的「左翼政黨」。而在這個層次思考,筆者認為陳文所指出除了左翼傳統分配政治外,進一步整合認同政治與身體政治的任務,(先鋒)黨或許都會是比「社運聯盟」更為有效與可欲的載體。當然,一個先鋒黨的組成與發展進程絕對會比「社運聯盟」來得緩慢耗時,但在黨或至少是某種剛性政治團體框架下,也許亦將更有機會成功地整合與生產出具有一致性與完整性的政治綱領、路線、任務與進程。需要強調的是,以黨的形式運作,並不代表著對既有社會運動或社會改革議題的進行社會(經濟)/政治的區分與分工,相反地,其功能應是讓黨成為有效調節資源、生產整合性論述以及制定整體戰略的指揮中心。也因此,筆者未必成熟的初步想法是,也許就讓我們先承認並接受在當前環境下,政治轉化工作必然是一條漫長而且費時的政治重建工作,暫且放棄在試圖既有的組織或團體框架下直接進行形式結盟以期「一步到位」,而改以進步份子(包涵工人、學生及知識分子)為骨幹組成政治團體的模式運作,或許,反而能夠在一片荒蕪中逐漸清理戰場、積蓄能量進而找到重新出發的契機!(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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