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倒讓人想起魯迅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1927年有一位瑞典考古學家到了上海，認識到魯迅的文學成就，就請劉半農幫忙托魯迅學生台靜農徵詢魯迅，是否願意接受推薦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魯迅婉拒了。在回台靜農的信中，魯迅表示：
「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中國』兩個字罷……倘因為黃色臉孔人，格外優待從寬，反是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好罷。」
魯迅的這種精神，更鮮明地表現在作家「靳以」在1946年寫的〈給賽珍珠女士〉。該文是針對賽珍珠寫給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館長的一封公開信，該信殷勤建議中國作家要如何寫作才能迎合美國讀者的口胃。靳以批評道：
「你們記得的是我們貧乏的物質生活，可是你們沒有看到一直在煎熬中的我們的受苦的靈魂。如果在我們的作品中有嘆息、呻吟，有眼淚，那不只是作者的，那也是人民的。我們不是要來娛樂讀者，我們更想不到什麼大價錢。我們並不是為讀者的興趣而來寫作，我們自己先忍受煎熬，到了不能不傾洩的時候，我們寫了出來。……屬於人民的這一群，正在用自己的力量，解除自己的痛苦……如果你們真心想了解我們，不是用好奇的有趣的眼光來望我們，我們保留我們的真實，不要曲意地合乎你們的快樂的現實，因為如果那樣，不但對我們的人民不忠實，對於你們也是不忠實的。」
當時的台灣省籍作家林荊南受靳以文章感動，也在《台灣文化》（1946年9月15日）上寫了〈賽珍珠的中國觀〉，要她「別以悠閒的笑容來對待我們悲痛的苦臉」「須要以文學家的風度，更深理解中國事情」。（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