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作者：王丹出版：時報 2012／10■蘇曉康王丹從小就是一個好學上進的男孩，台灣市井裡稱為「乖寶寶」。他說上小學時，老師曾深情地稱贊他：「要是學生都像王丹這樣，共產主義早就實現了。」這個細節，到今天已經讓他覺得「想起來真是不好意思，因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樣，共產主義應該早就滅亡了」。優秀分子的叛逆傾向其實連王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回憶錄裡的這個描寫，具有非常豐富的政治學意味。無論王丹怎樣強調他五六歲就貼過「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死的時候我笑了」、「十二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等等，他基本上不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斥、跟時代格格不入、淪落到社會底層的青年，總之不屬於廖亦武「底層系列」中的人物；相反，他小學擔任少先隊中隊委員，俗稱「兩道槓」；到高中竟也有了「團派背景」——年級團支部書記、參加區團代會、參加團中央的懇談會、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以致校黨委「也向我交底，準備發展我入黨」。問題是，像王丹這麼一個「跟體制親和」的青年，怎麼會轉變成「反體制」的異議分子、且成為最重要的領袖人物呢？王丹說「應當反思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中共自己」，顯示他其實未解其中緣故，這卻是我想做點分析的地方。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王丹是個很優秀的多才多藝的青年，這無疑跟他的天資、家教、成長環境的濃厚人文氛圍等等分不開。他高考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北大自「五四」以來就是中國政治風雲的發源地，說「數風流人物，還數北大」，也不過分，那麼是不是北大塑造了一個反叛的王丹？有沒有一個所謂「北大精神」？「北大精神」的正宗，只是一種學術精神，即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陳獨秀曾說：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的學問可為人師表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在習於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見。」也正是這樣的自由氛圍，讓北大在學術、思潮、政治等諸方面，領先群倫，也在「五四」等重大歷史關頭鶴立雞群。扼殺蔡元培精神，也就殺死了北大，這也許反倒可以歸納為一種「反北大精神」，在八九六四以後，逐漸臻於完備。我非常欣賞王丹在第三章「北大：我的精神聖土」中，以強烈的筆觸，寫出了八十年代北大那種思想活躍、思潮激盪的醉人氛圍，他也由此描繪出他自己獨特的精神旅程，刻畫了他的叛逆傳奇——傾心各種講座、追隨「青年導師」，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靜坐，迷戀、參與、主辦勺園塞萬提斯像下的「草地沙龍」、「民主沙龍」，編輯民辦系刊《燕園風》、校刊《新五四》……一個優秀的人，只要置身於「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氛圍，他（她）就會吸收、思考、懷疑，一句話，變得更「優秀」。這正是百年前「五四」那個北大、五七年「大鳴大放」時那個北大的光輝所在。這也證明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法則：凡優秀分子，注定會懷疑體制、質疑多數、反抗潮流，唯此這個社會才有希望進步、大多數人的權利才有保障；反過來，這也注定了專制制度的存活前提，是必須扼殺社會優秀分子，對整個社會實行逆淘汰，輸送形形色色「腦殘」、平庸甚至卑劣之徒，至權力樞紐中，那麼它的運作代價和殺傷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理想主義」可能是陷阱王丹作自傳，回眸心路歷程，將自己的「造反心跡」歸因於理想主義，並以此詮釋「八九一代」。以我閱讀的範圍而言，這是多數學運領袖所見略同的一個看法。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未經剖析和分殊的籠統之見，期間暗藏著許多思潮的陷阱；再者，「八九一代」也以「理想主義」來區分他們跟「後八九」的政治冷漠，顯示了某種代際緊張。凡政治參與，都仰仗理想主義，文革中的「紅衛兵」恐怕是最極端的「理想主義」。由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發育程度極低，公民社會基本空缺，民間政治參與渠道徹底堵死，在這樣的社會裡，「關心國家大事」就是最大的理想主義了，這基本上就是「八九學運」的歷史前提。實際上，他們能够承受的遺產很有限，王丹毫不諱言諸如「紅色經典情結」、建構於「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責任感、民族主義的體育狂熱、閱讀馬列經典等「理想主義」要件，引出一個頗具張力的問題：「八九一代」的理想主義，發育在中共意識形態背景下，集體、國家、民族等巨獸徹底壓倒個體，如何支撑他們自由主義的反體制立場？這個悖論，甚至導致了他們與體制之間關於「愛國不愛國」的滑稽歧義。我們其實很難判斷，距離所謂「喝狼奶」的一代只有幾步之遙的「八九一代」，未被洗腦的程度究竟多少？王丹的客觀描述並不錯。「八九一代」未被解構的「民族國家」意識，具有悲劇性意義。前不久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爆發的反日狂熱，表演了一種由官方操縱的民間「政治參與」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鏡：中共二十年來、尤其是茉莉花運動以來，最忌諱街頭運動，不惜耗費高於國防費的巨額資金來防堵，今天居然肆無忌憚地「自我導演」一場群衆抗議、砸店燒車、蔓延一百多個城市，規模空前。他們要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們用「民族主義」就可以把人民玩於股掌之間。慘不忍睹的是，民間鬱積的憤怒，借由「刺刀對外」的官辦臨時孔道而發泄，人們竟也自得其樂。「仕途」在今日中國今日中國官場的今日路數有二：是「太子黨」須得混文憑，是平民擁有高學位也須得入「團派」，舍此二途，做官無門。所以我們來設想一番王丹，假如「八九學運」未曾發生，當初以他頗為看好的「團派背景」，又是北大出身，也够機靈，而今以他四十出頭的年齡，興許當上省委書記了；假如他的「學長」李克強肯提携，進政治局也說不定。如今在中國高等學府裡，對「團派」仕途，一定趨之若鶩，平民「學而優則仕」，唯循此徑，跟「官二代」分享權力。由此，王丹暫時在台灣邊教書邊歷練取經，實為上策。他將要去中國走一條全新的參政之路。其實他有一個更親密的北大「學長」王軍濤，也是他最服氣的人，比他有更深的「團派」背景，卻在紐約流亡環境下，作更艱幸的試煉。據說，他常常一個人站在時代廣場，衝著川流不息的熙攘人潮，用中國話大聲演說，到了「如入無人之境」的境界。有一次我在王丹手機屏幕上看到，王軍濤磨練完了從紐約回新澤西家中去，深夜一個人孤零零站在路燈下等長途汽車。我忽然非常感動。（此篇為節錄文，完整書評詳見破報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