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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八九」更深處的東西

立報/本報訊 2012.11.01 00:00
書名: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作者:王丹出版:時報 2012/10■蘇曉康王丹從小就是一個好學上進的男孩,台灣市井裡稱為「乖寶寶」。他說上小學時,老師曾深情地稱贊他:「要是學生都像王丹這樣,共產主義早就實現了。」這個細節,到今天已經讓他覺得「想起來真是不好意思,因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樣,共產主義應該早就滅亡了」。優秀分子的叛逆傾向其實連王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回憶錄裡的這個描寫,具有非常豐富的政治學意味。無論王丹怎樣強調他五六歲就貼過「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死的時候我笑了」、「十二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等等,他基本上不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斥、跟時代格格不入、淪落到社會底層的青年,總之不屬於廖亦武「底層系列」中的人物;相反,他小學擔任少先隊中隊委員,俗稱「兩道槓」;到高中竟也有了「團派背景」——年級團支部書記、參加區團代會、參加團中央的懇談會、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以致校黨委「也向我交底,準備發展我入黨」。問題是,像王丹這麼一個「跟體制親和」的青年,怎麼會轉變成「反體制」的異議分子、且成為最重要的領袖人物呢?王丹說「應當反思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中共自己」,顯示他其實未解其中緣故,這卻是我想做點分析的地方。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王丹是個很優秀的多才多藝的青年,這無疑跟他的天資、家教、成長環境的濃厚人文氛圍等等分不開。他高考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北大自「五四」以來就是中國政治風雲的發源地,說「數風流人物,還數北大」,也不過分,那麼是不是北大塑造了一個反叛的王丹?有沒有一個所謂「北大精神」?「北大精神」的正宗,只是一種學術精神,即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陳獨秀曾說: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的學問可為人師表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在習於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見。」也正是這樣的自由氛圍,讓北大在學術、思潮、政治等諸方面,領先群倫,也在「五四」等重大歷史關頭鶴立雞群。扼殺蔡元培精神,也就殺死了北大,這也許反倒可以歸納為一種「反北大精神」,在八九六四以後,逐漸臻於完備。我非常欣賞王丹在第三章「北大:我的精神聖土」中,以強烈的筆觸,寫出了八十年代北大那種思想活躍、思潮激盪的醉人氛圍,他也由此描繪出他自己獨特的精神旅程,刻畫了他的叛逆傳奇——傾心各種講座、追隨「青年導師」,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靜坐,迷戀、參與、主辦勺園塞萬提斯像下的「草地沙龍」、「民主沙龍」,編輯民辦系刊《燕園風》、校刊《新五四》……一個優秀的人,只要置身於「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氛圍,他(她)就會吸收、思考、懷疑,一句話,變得更「優秀」。這正是百年前「五四」那個北大、五七年「大鳴大放」時那個北大的光輝所在。這也證明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法則:凡優秀分子,注定會懷疑體制、質疑多數、反抗潮流,唯此這個社會才有希望進步、大多數人的權利才有保障;反過來,這也注定了專制制度的存活前提,是必須扼殺社會優秀分子,對整個社會實行逆淘汰,輸送形形色色「腦殘」、平庸甚至卑劣之徒,至權力樞紐中,那麼它的運作代價和殺傷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理想主義」可能是陷阱王丹作自傳,回眸心路歷程,將自己的「造反心跡」歸因於理想主義,並以此詮釋「八九一代」。以我閱讀的範圍而言,這是多數學運領袖所見略同的一個看法。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未經剖析和分殊的籠統之見,期間暗藏著許多思潮的陷阱;再者,「八九一代」也以「理想主義」來區分他們跟「後八九」的政治冷漠,顯示了某種代際緊張。凡政治參與,都仰仗理想主義,文革中的「紅衛兵」恐怕是最極端的「理想主義」。由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發育程度極低,公民社會基本空缺,民間政治參與渠道徹底堵死,在這樣的社會裡,「關心國家大事」就是最大的理想主義了,這基本上就是「八九學運」的歷史前提。實際上,他們能够承受的遺產很有限,王丹毫不諱言諸如「紅色經典情結」、建構於「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責任感、民族主義的體育狂熱、閱讀馬列經典等「理想主義」要件,引出一個頗具張力的問題:「八九一代」的理想主義,發育在中共意識形態背景下,集體、國家、民族等巨獸徹底壓倒個體,如何支撑他們自由主義的反體制立場?這個悖論,甚至導致了他們與體制之間關於「愛國不愛國」的滑稽歧義。我們其實很難判斷,距離所謂「喝狼奶」的一代只有幾步之遙的「八九一代」,未被洗腦的程度究竟多少?王丹的客觀描述並不錯。「八九一代」未被解構的「民族國家」意識,具有悲劇性意義。前不久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爆發的反日狂熱,表演了一種由官方操縱的民間「政治參與」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鏡:中共二十年來、尤其是茉莉花運動以來,最忌諱街頭運動,不惜耗費高於國防費的巨額資金來防堵,今天居然肆無忌憚地「自我導演」一場群衆抗議、砸店燒車、蔓延一百多個城市,規模空前。他們要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們用「民族主義」就可以把人民玩於股掌之間。慘不忍睹的是,民間鬱積的憤怒,借由「刺刀對外」的官辦臨時孔道而發泄,人們竟也自得其樂。「仕途」在今日中國今日中國官場的今日路數有二:是「太子黨」須得混文憑,是平民擁有高學位也須得入「團派」,舍此二途,做官無門。所以我們來設想一番王丹,假如「八九學運」未曾發生,當初以他頗為看好的「團派背景」,又是北大出身,也够機靈,而今以他四十出頭的年齡,興許當上省委書記了;假如他的「學長」李克強肯提携,進政治局也說不定。如今在中國高等學府裡,對「團派」仕途,一定趨之若鶩,平民「學而優則仕」,唯循此徑,跟「官二代」分享權力。由此,王丹暫時在台灣邊教書邊歷練取經,實為上策。他將要去中國走一條全新的參政之路。其實他有一個更親密的北大「學長」王軍濤,也是他最服氣的人,比他有更深的「團派」背景,卻在紐約流亡環境下,作更艱幸的試煉。據說,他常常一個人站在時代廣場,衝著川流不息的熙攘人潮,用中國話大聲演說,到了「如入無人之境」的境界。有一次我在王丹手機屏幕上看到,王軍濤磨練完了從紐約回新澤西家中去,深夜一個人孤零零站在路燈下等長途汽車。我忽然非常感動。(此篇為節錄文,完整書評詳見破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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