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的暴力與暴利

書名：農民、公民權與國家：1949-2009年的湘西農村作者：張英洪出版：新銳文創（秀威代理）2012 ／ 09書名：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作者：伊恩．強森 （Ian Johnson ）譯者：吳美真出版：八旗文化 2012 ／ 08■Fran T.Y. Wu近來，台灣出版許多西方人（多是記者）看中國的書，例如《紐約客》記者何偉的《中國三部曲」、《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伊恩．強森的《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甚至近期張彤禾的《工廠女孩》也可作如是觀。這些作者都受過一定的新聞訓練，也毫無疑問都是異文化的「旁觀者」（或許除了ABC張彤禾以外），這種透過西方的觀點、視界去理解、觀看中國的閱讀經驗，一直是我覺得這類書籍最特別、但也較容易有疏漏隔閡的地方。與何偉的《中國三部曲」比較類似個人遊記、行旅見聞不同，也和張彤禾關注東莞工廠女工的個人生命敘事不同，伊恩．強森的《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碰觸了對中國政府而言比較敏感的維權、上訪問題，透過三個故事就勾勒出中國目前的隱憂：農村嚴苛的、亂找名目的稅收問題、北京胡同徵收拆遷問題，以及法輪功迫害問題。相對於中國的農村問題和新圈地運動造成的集體抗爭事件，法輪功迫害問題的可見性一直很高。至於北京胡同的拆遷開發，基本上屬於新圈地運動造成的徵地拆遷問題，而且因為中國土地、建物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是分開的，在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且由政府左手判定「公共利益」徵收產權給右手批准成立的建設公司的情況下，可上下其手的範圍就擴大許多，更多的貪腐和污穢也隱藏其中，並且僅擁有房產（使用權）的人民也更常無能置喙。中國《鳳凰網》就直言：「中國式的拆遷，一半是暴力，一半是暴利。」人民常常被迫拿著不足以換購的補償金、搬到市郊外去，這完全就是都市在城市化過程中所會發生的權力地景重新組構的圖像，藉著建設、開發、國際化、進步、文明……等等美麗語彙，將所謂「老化的」、「落後的」、「不雅的」，而其實是經濟弱勢、阻礙他人資產積累的統統掃出城市以外。類比地來說，這樣的新圈地主義運動，在眼下的台灣大概就是「都市更新計畫」了。與農村「苛稅」問題更為直接相關的其實是中國的「三農問題」。中國的「三農問題」簡之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及因其而生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採取城市先富起來的政策，而當大量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時，加上中國採取的「城鄉二元戶籍制」（限制農民的遷徙及擇業權），而夾雜地衍生出嚴重的社會矛盾，或所謂的「農民工問題」。根據對「三農運動」頗有研究的中國經濟學家溫鐵軍，「農民工」受限於戶籍制度而成為「次等公民」，既無法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險制度，受雇傭條件又常常是最差的（容易成為黑工），兼且農村青壯年人口都出來打工也導致農村空巢，只剩下老人與小孩，這又衍生農村隔代教養及農民工壓力承受等社會問題，簡之，農民工可說是處在社會壓力最底層，是中國貧富差距的承擔者，也因而是中國政府「維穩」的主要對象之一。關於解決「三農問題」的諸多研議方案中，溫鐵軍倒不認為「城市化」可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他懷疑以中國特有的狀況，開放戶口、讓農民進城等城市化舉措恐怕只會出現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的大型貧民窟，而一旦把原先分散在各個農村來承擔的中國貧富不均的壓力，集中在市郊貧民窟，恐怕會導致中國的社會矛盾爆發。溫鐵軍的觀點被譏為是「新左派」，論者認為與其說他反對「城市化」，不如說他更是反對會跟隨在「私有化、市場化」後發生的「政治自由化」。就此，右派如秦暉等人多是主張以土地私有化、取消戶籍二元制來解決三農問題。張英洪在《農民、公民權與國家：1949-2009年的湘西農村》甚至指出，要從「公民權利」的視角來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簡單地說，張英洪認為，雖然農民得到部份的土地產權，改革開放後農民也可以流動，但沒有土地產權和沒有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三農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事實上，目前中國農村最麻煩的是，在既有的三農問題上，徵地拆遷的圈地運動從城市進展到農村，許多農民的農地被強制徵收，成為了失地農民，被迫「被進城」、「被上樓」，可是這些農民的就業能力微弱、社保能力也差，因而成為了新的邊緣群體。由此可知，中國這個壓力鍋可能比我們所設想的還更嚴峻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