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聚焦六四 心念「黃金年代」
在甫出版的新書《王丹回憶錄》裡，眾所矚目的焦點莫過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但王丹更想大書特書的部份，其實是他心中的「黃金年代」。1980年代對王丹來說是最美好的年代，「這個年代相對來說就是單純」，中國此時剛從文革這個精神和思想上的沙漠破繭而出，社會上充滿著一股「精神向上」的風氣，這是其他散漫的時代所少見的。不管對一個時代、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而言，能保持向上對王丹來說都是很難得的，也因此他才如此珍視這段時光。
自詡理想主義者 想當「唐吉軻德」
當問到王丹為何在書中說自己是名「理想主義者」，他說：「因為我有很堅強很堅強的信念，這輩子一定要幹一件肯定幹不成的事。」去做一定做得到的事情的人叫做商人、投機客，而理想主義者並不將成功與否視為首要條件，這是他的定義。
「我當理想主義者並不是為了高尚。」社會上充斥著算計，而同道中人屈指可數，這麼做讓王丹在別人眼中看起來有股傻氣，但促著他堅持下去的其實是骨子裡的那股傲氣。這是他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薰陶，他所讀的世界名著都充滿「騎士精神」，提倡勇敢、沉穩，在在都加深王丹對「貴族氣息」的嚮往。
盼甭犧牲小我 也能完成大我
孟子曾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在王丹身上似乎可以看見與之類似的衝勁。在奉功利主義為圭臬的現世，這是很難得的。但若有朝一日，在成全眾人幸福與追求個人幸福之間要做抉擇，王丹會怎麼選？
「其實這兩個選項不一定是絕對對立的。」王丹認為，若一個人投身社會事務而全然奮不顧身，也未必是件好事。他想做的是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力求社會進步之餘也能確保自我滿足。奇妙的是，對王丹而言，他的自我滿足就實現在奉身公共事務中，因此這問題之於他，可謂不攻自破。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樣的回答有些狡獪。因此王丹終究還是做了「大抉擇」，而他的選擇，是個人的幸福。「不能說我自私，而是當一個人連自己都不珍惜，那還能去珍惜他人嗎？」對此王丹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此一時彼一時 學生兩樣情
在台灣任教多年的王丹觀察，「這裡的學生不太關心個人以外的事情，尤其是大事。」和自己從前當學生時的情況做比較，此時的學生較實際，彼時的學生則重理念。現在的學生考慮的東西都相當現實，例如考證照、出國、找工作等等；當時大陸的學生因為工作由國家分配，爭論哲學性的問題反而成為他們的日常消遣，流行讀物不外乎尼采、妥也夫斯基。
英雄心有戚戚 同視台灣為精神家園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曾經對王丹說，感覺台灣是他的「精神故鄉」，王丹在來訪台灣20多次後也終於體會到這句話的涵義。即便高行健現為法國公民，他也無法把法國當作他的故鄉；王丹也是一樣，雖然在海外待了這麼久，仍無法完全融入成為一個美國人。而有著相同的語言和文化，台灣實是王丹「土不親人親」的精神家園。
「家」對於王丹而言還有第二重意義。因為自己特殊的社會角色，王丹迫不得已要離鄉背井在異地生活，但台灣最讓他感到自在的是，他可以扮演更多重的角色，而不是只有「學運人士」或「理想主義者」。他笑著說：「我有的台灣朋友根本不知道我是誰！」在此他能當回成為公眾人物前的自己，對他而言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回家」。
與台灣的心靈感應
王丹回憶起好幾年前和朋友到花蓮的遊歷。當時他被朋友用機車載著，穿越花蓮市區，騎到原野牧場。夜幕低垂，人影寂寥，當機車駛過街頭，王丹心底突然冒出了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彷彿他一直在此生活著。這種似曾相似的感覺，難以解釋也難以忘懷。從那一刻起，王丹就徹底愛上了花蓮，那地方並不是名勝美景，只是極其普通不過的街巷阡陌，卻讓他感到無比熟悉。
「這是非常神秘主義的，我年輕時是不太信這些的，可是慢慢的年紀到了，也相信有些神秘主義的東西是存在的；而我們沒有必要去探究它，只要享受它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