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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說客話:底層客家的嗚咽與抵抗

立報/本報訊 2012.09.09 00:00
■洪馨蘭台灣的工農運與客家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1989年遠東化纖罷工運動的發生地——新竹新埔,一個典型的客家勞工匯集地,被羅美文稱為工運的策源地。1991年苗栗客籍的楊長鎮亦於專書文章指出:客家工農運的出現是台灣客家文化意識身分覺醒的重要事件。台灣工運有著濃濃的客家味。台灣解嚴後第4個登記的在野黨——工黨,其首屆副主席羅美文即為湖口客家人。傳奇人物曾茂興,一個出生於埔里的客家人,從1987到2006共達20年的工運生命史中,「不時流露出客家人講義氣和硬頸的性格」,他的投入代表著客家人「在80年代勞工運動不但沒缺席,還發揮帶領風騷的事實」(蕭新煌語)。客家人何時湧入都市,更早或先以佃農身分離鄉隨大戶前往移墾?經歷半世紀,隨著台灣島內70年代經濟轉型的大移民潮,越來越多的客家農村青壯年菁英,一如珍珠奶茶裡的木薯粉圓,被插入茶奶中(農村)的寬口吸管(道路)一顆顆地帶出來,如浪潮般走上離村離土的不歸路,集中到都市邊緣的高勞力密集工廠裡。以美濃為例:70年代初美濃因專賣菸葉保障契作的高勞力需求,美籍人類學者Myron L. Cohen記錄到家族長權威曾用以延遲分家,以維繫家族勞動力的目的上。同時期的家戶資料裡相對也看到,高雄近郊加工出口區吸附農村年輕女性之手,亦已開始伸入村落。從農民變成勞工,客家女性在這波發展主義下的移動,對農村生活體的延續產生震盪。位於美濃南端溪埔寮村,同時期出去的女性一個接一個。我用我的語彙轉述阿榮嫂(63歲)講述個把鐘頭的故事:她認為未婚的細妹仔想要進城,除了是對傳統農村女性壓抑的反叛之外,加工區指定要女作業員,且客家社會本即有將女性在外勞動補貼家計視為美德的傳統,因此許多女性帶著傳統與反叛,想要找尋另一種生命實踐的可能。另一方面,留鄉的人中有一定比例是為了就近照顧父母與田產家業的男性。這些耕田人受盡80年代以降農村性別比例傾斜的失婚之苦,在各類出路找遍之後或許與逐漸年邁的父母,用沉潛以及安靜的姿態守著一點點田產事業。早期客家人對田的感情如同對語言一樣的堅貞,原因在於田業往往與祖先崇拜(對祖先的感念)息息相關,而那正是客家人文化特徵所在——一個祖蔭下擁有嘗會(共祖企業)的社會。然而,公共工程(或假公共工程)開始撕裂著這樣的社群,客家農村的社會性被剝得血肉糢糊。就在客家農村從大量小農或小量宗祠共產的社群社會走入21世紀,透過工運與農運的集結,突顯出在都會邊緣底層客家人已變成新自由主義經濟難民的艱困處境。我今天明白為什麼華隆罷工裡濃重的客家鄉音這麼令人省思了——當眾多「新」客家人擺脫傳統宿命、逐步成就自身階層向上流動時,常無法自拔地被感染出一身中產階級美好生活的冷漠與無感。但在工運裡苦行的鄉音,提醒大家張大耳朵,去聽到底層客家依然弱勢的嗚咽與抵抗。(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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