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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一個政治英雄人物:美國總統林肯(下)

立報/本報訊 2012.09.06 00:00
■姚欣進一、、林肯是「中間路線」的政治人物?本系列的上一篇文章中,筆者已指出,對於現代政治人物能否夠格稱得上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之最大考驗,乃是如何在政治目的與手段之間得到最佳平衡。一方面,一個稱得上是政治人物者,而非平庸的政客,就須有超越現實之上的理想價值;但僅有崇高的理念,而不顧現實條件來強力實踐的話,不是成為教條主義,就是孤芳自賞者,而被現實所擊敗、拋棄。另一方面, 政治有其獨立的領域,但這領域卻往往是由策略、現實利益等所組合而成,因此一個能在現實中生存的政治人物,也就往往僅止於政治手段、策略本身的操作成功而已,但這些政治策略手段卻無關乎理想價值。尤其是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益趨穩定的格局裡,一般政治人物難有什麼突破性的理念來追求,而是只要能接合、操控各方利益於一身,就會是一個成功政治家。▲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的親筆信,這封信寫於內戰期間的1863年7月7日,圖攝於2007年6月7日。(圖文/路透)因此,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精緻而現實格局下,在面對重大政治或經濟危機時,政治人物最常走的路線,就不外乎是「中間」路線,而不太可能去挑戰或完成這崇高理念與現實手段的平衡。在面對重大危機時,這些政治人物就必須以改革者面貌出現,雖標舉一些與傳統不同的理念價值,但絕不可能逾越主流體制基本架構;而在手段上,就必然以貌似進步,實則高度妥協立場來結合各方利益以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地位。這些中間路線者,包括了1980年代手持玫瑰花上任,大搞左右共治的法國社會黨總統密特郎(中間偏左)、1990年代崛起的英國工黨首相布來萊(中間偏左;徹底放棄了英國工黨傳統的左翼政治路線),或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中間偏右,社經政策充其量之不脫1930年代新政架構)。換言之,政治光譜上的中間路線者,本質上乃是一個投機主義者,以溫和改革之名而行隨勢而為的政治統治。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評價林肯總統呢?在當年,在廢奴、反奴、與蓄奴三大立場的光譜上,他難道不是一位介於激進的廢奴與保守反動的蓄奴之間,所謂雖反對蓄奴但卻不肯立即而鮮明地提出廢除奴隸制度主張,而寧願走中間路線的政治人物嗎?二、「聖之時者」林肯總統當然不是立場搖擺、手段投機的中間路線人物。他當年對奴隸制的政治立場,長久以來都是相對溫和反奴,而非更進步的廢奴立場,主要是林肯乃是一個非常政治現實的人物。但這政治現實主義卻從未使林肯放棄其終極政治價值的信念,相反的,正是因為林肯深諳政治現實的必要性,才使他在捍衛、追求終極政治價值時,更能務實、靈活運用客觀現實條件,來服務其理念的落實。對於林肯來說,目標與手段不僅是密切結合,而且會因階段性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會有目標與手段彼此之間的互換、錯置。事實上,目的與手段的辯證關係非常鮮明地表現在林肯對南北戰爭目的的解釋,以及他對美國奴隸制度趨勢發展的基本判斷。首先,當時美國社會是因為兩大互為糾葛的因素而造成了南北戰爭:南北方對蓄奴制的根本差異立場,以及南方要脫離合眾國而獨立;前者為社會制度、人道主義的價值衝突,後者則為美國政治統一、憲法體制的衝突。對於林肯這位在政治現實打滾的政治人物來說,顯然後者,政治統一、政治統治衝突才是最直接、關鍵的問題。如果當時美國分裂,不僅違反其立國的憲法體制,而且使得這統一政治體立即瓦解──在這現實下,要再倡言廢奴就都毫無意義了(因為那已是另一個國家,南方的「美利堅聯盟國」之內部事務)。換言之,美國南北的統一乃是解決蓄奴、廢奴制度的前提條件。因為,如果林肯要在美國社會內捍衛非洲裔人權、廢除蓄奴制,那首先這社會本身必須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他才可實施他的政治統治權力來達成這廢奴主張。其次,那林肯為何不同時主張既要統一但也要廢奴呢?南北之衝突到要分裂的根本原因,難道不是因為蓄奴制度與否的價值衝突嗎?在這點上,林肯非常精確而堅定的掌握當時趨勢與他的底線。林肯堅決主張,在尚未建州的新區域,絕不能容許奴隸制,蓄奴制僅限於目前已有多年傳統的南方諸州內,不得擴張蔓延。林肯之所以採取這妥協、容忍的立場,而非全面否決南方諸州目前的蓄奴制,乃是林肯深知,隨著南方莊園經濟逐漸沒落,自由州持續繁榮的趨勢下,蓄奴制難以為繼只是時間問題,而當前關鍵乃是先維護這統一政治體。這基本條件不解決的話,後續的廢奴也就不可能了。以此來看,林肯終極立場當然是要廢奴的,只是在當時的階段矛盾格局下,維護政治統一才是當務之急,才是當時的首要任務,所以林肯寧願將廢奴理想暫緩,不直接挑釁南方,而以限制蓄奴的妥協方式,來盡可能換取到南北統一。然而,隨著南北戰爭的爆發後,因南方有大量奴隸資源而有充足人力來頑抗到底,使得林肯對南北戰爭能迅速結束的期待遙遙無期,讓林肯體認到這場戰爭到了關鍵轉捩點上,必須徹底翻轉。據史書記載,在這關鍵時刻(南北戰爭進行了約1年3個月後),林肯非常果斷而且獨立自主決定要提出全面廢除奴隸制,他自己寫好《解放宣言》初稿後,知會他的內閣,禮貌地說明他僅徵求他們的文字論述的建議意見,而非基本立場的決策意見。林肯在南北衝突中對於反奴、廢奴的政策轉折,充分反映他非常精確而動態地掌握政治理念與手段之間的辯證關係。表面上看來,林肯似乎是將廢奴宣言作為軍事勝利、政治統一目標的手段而已,藉此來瓦解南方對非洲裔民眾的統治正當性、提昇北方道德號召(甚至讓非洲裔民眾從軍入伍與北方對抗)。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正如林肯在其著名的「蓋茨堡演講詞」所述,他所捍衛的美國乃是「以自由為立國的精神,致力於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他所捍衛的政治統一體,乃是人人平等的政治社會,因此捍衛一個統一的美國就同時是在捍衛一個沒有奴隸壓迫的平等社會──南北戰爭既是為了美國統一,也更是為了平等無奴隸的自由社會體制。以此來看,目的與手段、統一與廢奴乃是一體之兩面,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上,端視於在那個時間點上,何者為主、何者為輔之動態變化而已。總結來說,林肯乃是目標明確、信念堅定,而能掌握時勢趨向,順勢而為,來為自己崇高政治理想務實邁進的偉大政治人物。一個懂得時勢變化,並在適當時機做出適切行動者,乃聖之時者也;以此而言,林肯,當之無愧。(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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