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蘋果與三星的訴訟，有兩個重點：產品工業設計與軟體設計。基本的訴訟策略，是期望以法律訴訟來拖慢、甚至阻斷對手的產品銷售時程。因為，相關的細節已經瑣碎到常人無法以日常經驗來進行辨識，全依賴律師的專業，才能把微言大義闡揚出來讓陪審團進行討論。這樣的謹小慎微格局，絕非商業財經雜誌上，高談宏圖大業，開口閉口就是大格局、大趨勢的企業菁英們的正常行徑。全是商業策略邁向瓶頸所導致。
稍有閱讀商業新聞經驗的讀者，應該會回想起，許多發展快速的企業，都曾經有「不怕對手抄襲」的經營手法。1960年代，美國的化工、材料業者，不畏懼對手「觀摩」產品製造流程，1990年代的日本、美國半導體廠商，甚至在製程技術移轉給台灣廠商的過程中，還需要進行許多製程的微調。因為，其中有太多的參數是無法複製的；就連這次訴訟的主角蘋果，也曾經不畏懼對手「模仿」產品的外型設計，因為，其中有許多與設計無關的經營訣竅，是對手怎麼樣也無法掌握的。
然而，我們在近幾年的蘋果控告對手的訴訟中，這類「擁有別人怎麼樣也學不會」的經營、設計技巧的自信，卻是逐漸消退當中。嚴格說來，蘋果向敵對廠商發起專利權、智慧財產權訴訟，對於公司的形象是負面的。因為，它顯示的是創新能力開始進入瓶頸，廠商之間的競爭，主要不是靠經營模式、技術，而是靠著訴訟手段。
至於台灣廠商最擔心的軟體操作的專利訴訟，實際上的主角，不是台灣業者，而是三家美商：微軟、Google、蘋果之間所採取的合作／對抗策略。這三家業者，各自採取不同的商業策略，蘋果對於軟體採取封閉式的架構，Google採取開放的模式，微軟則是透過授權的模式進行合作。台灣的廠商，以及這次的訴訟主角三星，則是被劃歸在Google陣營之下。
美國的三家廠商互有利害糾葛，不便於全面開戰，於是以殺雞儆猴的方式，採取迂迴、節制的競爭策略。這個作法，是希望戰火不至於演變成全面的焦土戰，但是後果就是，四處都有蘋果與Google陣營成員進行的「代理人」法律戰爭。這種模式，近的有蘋果與三星的訴訟，遠的則有被政府官員捧為「國貨之光」的宏達電，與蘋果之間的法律訴訟。
在這個脈絡下，台灣廠商對於蘋果／三星訴訟的結果，顯得很焦慮。因為，真正的主戲，是蘋果或微軟，與Google之間的訴訟爭議，就算是有跨國大戰，不論是要開戰或停火，關鍵都在這三家廠商，其他的訴訟，都只是主戰場之外的次要戰場。
但是，台灣似乎是在近30年內，在智慧財產權爭議當中充滿不愉快的經驗，例如，美國曾經以盜版、不尊重智慧財產權為由，祭出301條款逼迫台灣開放市場，以至於台灣一遇上專利權訴訟，就立刻湧現世界末日的氛圍。這一方面反映了本地業者在體質上的薄弱、不耐戰，另一方面則顯示了，台灣廠商對於國際形勢的判讀，顯得生疏。
因為，訴訟只是商業競爭的手段之一，而且，這是一種保守、以守代攻的策略，算不得是商業經營的正途。台灣廠商以為天塌下來只剩自己能頂著，而幾乎忘了，真正的事主，不是台灣，而是國際大廠。至於智慧財產權爭議，真正受惠的，只有承攬國際訴訟業務的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