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李宗瑞是禍首：如果沒有李宗瑞的不當拍攝行為，就不會有後續問題發生。因此，此案依「比例原則」，最應受譴責或整個罪惡的源頭，就是李宗瑞的行為。他不只違反社會倫常，還可能涉及刑法罪刑。目前檢警最該做的是，盡速將李宗瑞逮捕繩之以法。
第二，承辦警察警覺性不足：辦案員警缺乏關鍵資訊的敏感性，是重要性因素；特別是和個人隱私有關的不雅照，本來就應小心隱密處理。但類似重要辦案資訊外洩的問題，這不是第一宗，也不是最後一宗，所以完全歸咎承辦員警似乎不盡公平。
第三，警察上級不重視：所謂「偵查不公開」，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有明確規定。或者，敏感資訊不公開，本來就是警察應遵守的倫理規範，但因諸多因素，讓警察上級對於偵查不公開實際層面的運作，疏於提醒或不予重視。通常的情形是，上級或上級的上級，最重視的是偵破刑案，而這其實也反映在員警的績效配分上。或者，警察上級有警察上級與上上級的壓力，所以又和以下因素有關。
第四，相關教育訓練不足：辦案敏感資訊本來就不該外流，除了警察上級要耳提面命，更應進一步形成辦案的組織文化；但長期以來類似資訊公開與保隱的教育訓練，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其實教育訓練不一定要在教室才可以發生，而是在警察日常工作生活中就得養成。因此，本案例應成為警政署重要的教材。
第五，相關規範不足：所謂規範，包括內控（內部監督）與外控機制（外部監督），而且除了具體的獎懲法令，還包括倫理道德的規範。本案固然反映警察對於重要資訊保密不足的問題，但也同時反映台灣社會「集體偷窺」的現象。或可以說，因為社會（媒體）強勁的「偷窺」需求，使得辦案人員與媒體記者失去分際。
第六，警察與媒體互動缺乏界線：筆者觀察，警察與媒體記者互動的界線其實是模糊的。在某些情境下，警察需要媒體協助，例如政令宣導、提升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度等；但某些情境下，記者對警察就有強烈需求，例如重大刑案發生的內情、辦案程序、辦案進度、關鍵證據等。不只第一線的記者會特別需要，一線記者通常也會表達，若拿不到關鍵資訊，無法向「上級」交代。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對媒體記者而言，他們可以隨意進出警察機關；長期下來，在某種情形下，已形成另類的互動或合作文化。
面對不雅照外流引發的風風雨雨，我們社會與相關機制的確應檢討。除加強社會與學生教育宣導，避免出現李宗瑞第二；也應加強員警與上級對辦案資訊敏感性與加強教育訓練。同時更要針對相關規範進行檢討與修正，至於規範對象，除員警與員警的上級，媒體記者與社會大眾，都是重要標的。警察固然應受譴責，但因係透過「媒體記者」的管道外流，所以媒體記者的「自律」也應加強。（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