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台灣的資產階級再度利用機會，要求延後開徵證所稅。這次的「機會」是基於經濟不景氣，源自各種權威經濟研究機構紛紛調降全球各經濟體經濟成長率的預測數字。其中，台灣甚至被削減至不到2％。日本、美國、歐盟國家，乃至金磚五國，包括金融海嘯後世界經濟復甦火車頭的中國大陸，亦紛紛下跌。台灣的資產階級就利用這個機會，要求政府暫緩推動證所稅，異口同聲地嗆聲「時機不對」。問題是，什麼時候才是對的稅改時機？是經濟成長快速時期嗎？歷史上，所有稅改都是在政府財政收入不足的時期進行；這類時期，經濟很少成長快速的。而且，在過去經濟成長快速的時期，這些人可不會要求開徵證所稅。當然，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沒有責任去倡議課徵證所稅，這是政府的責任。作為被徵稅的對象，當然只會反抗政府的開徵，不可能違背自身利益主動要求開徵。這樣的理由看來合情合理，但是反映了冷冰冰的事實：資產階級是不會顧全大局的；稅改，只有依靠弱勢階級的團結爭取才有可能。問題是，弱勢階級雖人數多，卻是力量分散，影響不了政府的政策，更不容易取得在大眾媒體表達主張的機會。唯一辦法，就是利用投票，逼迫政客們進行稅改。但是，這仍然需要特別的條件，例如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或是弱勢階級因失業貧困而發生多起悲劇事件，才會促使政客們提出稅改政策。問題就在這裡。政客們會提議稅改，只有在經濟情況不好，社會矛盾激化之際。而我們的資產階級卻說，經濟情況不好不是開徵證所稅的時機；可是經濟情況較好的時期，社會矛盾不嚴重，政客們根本不會自找麻煩去倡議開徵新稅目。結果就是，證所稅永遠開徵不了。這就是台灣一直沒有開徵證所稅的原因。台灣已經步入後工業時代，獲得財富的主要手段已經不是工作的薪水收入，而是股市與房市的投資收益。正如從農業經濟轉型到工業經濟，政府的稅收從田賦轉變為薪資稅與商業稅（關稅、營業稅等），在後工業時代，台灣的稅收主要也該從關稅、個人所得稅轉型為投資利得稅。證所稅正是投資利得稅的大宗。不幸，由於政府稅改的決心不夠，資產階級百般阻擾（這點其實並不意外），使得台灣資產階級從股票獲得的巨額利潤長期未曾交稅。這是台灣半世紀以來最大的不公不義事件。要之，稅改不會在繁榮富裕時期發生，而是在經濟困難時期出現。但是，資產階級會利用經濟困難作為理由來阻擾稅改。因此，馬英九連任後積極推動的稅改，很可能被迫七折八扣，達不到應有的歷史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