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本身是一首台語老歌，也是台灣歌謠滄桑史最具代表性人物，他大半個世紀的政治不正確，不完全來自前黨國體制的壓迫，一九七○年代後期，台灣藝文界重新檢視本土歌謠文化價值，文夏依然是另一種政治不正確，甚至被視為戰後五、六○年代大量翻唱日本歌曲，造成本土創作貧乏的「禍首」之一。
近二十年來的文夏，卻又突然政治正確，是大小歌謠演唱會的常客，許多新世代歌手翻唱他的歌曲。社會大眾唱起他的《星星知我心》、《男性的復仇》，配合大段口白，俗又有力，至於深刻反映時代氛圍的《媽媽請妳也保重》、《黃昏的故鄉》， 更早已是台灣最通俗的「國歌」了。
文夏的歌多取材旋律優美的日本流行曲，加上個人填詞，即使如《漂浪之女》之類的個人創作，也充滿東洋味，歌曲很生活化，常加雜日語，有時單單兩個字的副詞就可拖個九彎十八拐。他的詞曲多半感傷，敘述勞苦大眾的生活辛酸與情感的想像，典型歌曲如《落葉時雨》：「他鄉的秋葉隨雨吹落地，流浪他鄉不盡，彈吉他的人，一切的希望被伊來打碎…」；另一首《人客的要求》也是那個年代容易讓出外人落淚的歌曲：「乎人客要求叫我來唱著故鄉的情歌，唱出故鄉的彼條的情歌…。」
文夏有強烈的個人英雄色彩，許多歌曲冠上自己名字，自組樂團，拍偶像電影，還「隨片登台」，堪稱台灣「偶像界」的鼻祖。他的歌曲常描述各行各業：炭礦夫、採檳榔、樂師、阿兵哥、理髮小姐、賣花姑娘，行船人…，即使旋律輕快，在文夏陰柔的歌聲中，也充滿虛無與灰暗。
文夏歌曲最風行的年代，我正在漁村唸小學，他的新歌一出來，全班不分男女，都跟著哼唱。我這一輩「庄腳人」上初中前後，文夏的年代便宣告結束，關鍵在於電視時代的文夏無緣在螢光幕亮相，與觀眾開始疏離。
台視「群星會」歌唱節目聞名，塑造大批國語紅歌星，同時間香港電影加雜國語歌流入台灣，許多從上海至香港的歌手（如姚敏、姚莉、顧媚）歌曲傳遍大城小鎮。老三台時代，台語歌曲雖偶而能聽得到，但有時間、次數限制，且以本土民謠或創作歌謠為主。日本「氣口」的文夏歌曲被邊緣化，號召力不再。那個年代的台北都會與大、中學校園，流行西洋歌曲，歌廳演唱的也是中西歌曲，偶爾穿加幾首台語歌，機會亦屬年輕本土歌手，文夏何許人也，沒有人在乎。
其實，文夏即使在當紅時代也不屬於都市人，不屬於文化菁英，更不屬於「上流社會」。他不是每個族群、每個階層都有感覺的寶島歌王。文夏歌曲最明顯的「特殊貢獻」，在於戰後一、二十年艱難的環境，引起一大群聽（觀）眾內心共鳴，隨著文夏的歌曲生活、成長，跟著他流浪，懷念家鄉、愛人與媽媽，想像倫敦、夏威夷這些做夢都很難夢到的異國城市，淒苦中猶帶著浪漫與希望。
文夏的歌只有經歷一九五○、六○年代，而且親身傳唱過的人，才能確實感受它悲涼的畫面、氣味與氛圍，與近年才發覺文夏歌曲有特殊「趣味」、「古早味」的人，是大不相同的經驗。
當年的文夏唇紅齒白，年紀尚輕，造型新潮，在我們「囝仔」眼中，算是大人了。昔日小學生如今垂垂老矣，文夏卻仍如一尾活龍，外型也光鮮亮麗，有些資料說他生於一九三九年，那麼，幼年唱文夏歌曲時，他僅僅二十出頭，看起來也合理！今年文夏獲得金曲特別貢獻獎，看官方資料，才知道他已八十四歲高齡了。
這位唱了大半輩子，至今演唱不輟、永遠不老的歌手，讓人尊敬。台灣進入有自信的年代，文夏才會真正被認為有「特殊貢獻」。然而，這段美好的文夏時代卻已難成追憶了。（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