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使槎錄》便記載：「台山無虎，故鹿最繁，昔年近山皆為土番鹿場；今則漢人墾種，極目良田，遂多於內山捕鹿。」因此，荷蘭傳教士時而盛讚福爾摩沙人「好命」。
「荷蘭人在台灣期間，對捕抓梅花鹿有不同態度轉變，一開始是觀望不定，後因有利可圖追進，甚至交給效率高的漢人獵捕。」台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林孟欣指出，當荷蘭人發覺鹿皮一年的出口達十二萬張而隔年迅速下降後，才感到問題嚴重，下令禁捕，但為時已晚。
當時，鹿皮多銷往日本，作為武士盔甲的內墊，鹿肉則轉往中國。不過，原屬原住民經濟交換物資的梅花鹿，也轉到漢人以及荷蘭人手上。台灣史學者曹永和便曾透過《近世台灣鹿皮貿易考》表述梅花鹿成為台灣和國際貿易社會的連結：「鹿皮作為原住民重要交易品，成為處於原始文化狀態的原住民與外來高度文化之間各種接觸媒介……，最終引發台灣活潑的拓殖活動，對台灣的開發經營明顯起了重大影響。」
林孟欣表示，梅花鹿具有經濟特性，是原住民唯一的交易物資，原住民因失去交易權利而貧窮，使得原住民在漢人面前更抬不起頭；他們本來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不僅失去土地還失去梅花鹿等資源，連帶使讓他們失去驕傲和獨立地位，因此，梅花鹿的消失不僅僅是生態物種上的損失，也加速了原住民尤其是西拉雅族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