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的一個座談會上，身為政治學者的主持人事先就一個問題和我溝通，我告訴他自己對此問題沒有經驗，恐怕答非所問。結果到會上他還是堅持發問：你們怎樣跟孩子談論「六四」？
我談了自己觀察，認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和教育讓兩代人很難對話。一位前輩學者補充說，她一直試圖告訴孩子真相，又一直擔心孩子在學校惹麻煩。
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比我想像的還要重要。在美國加州，我遇到了十四歲的陳橋，她是一個長笛演奏者，也是參與「六四」並成為人權活動者、至今仍在監獄裡的劉賢斌的女兒。到了美國她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係，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陳橋提出一個讓她困惑但沒有機會和父親討論的問題：在進行人權活動的時候，他怎樣想自己的家人？
父母經歷「六四」而不棄不捨，兒女則需要改名換姓以求順利成長（事實上即便如此也不能，少年陳橋被迫離開母親隻身赴美）；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你必須二選其一。在這樣的社會，兩代人的對話如何可能？
2009年我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感到說不出的難過。這場運動的主體，中國大陸整整一代人，當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長成了父母，他們的孩子又到了熱血青春的年紀，年輕的聲音在哪裏呢？
正如生於1989年、家住長安街附近的木木在訪談中說所說，「我父母對政治的話題都很避忌，六四讓他們感到很心寒。他們不想再觸及和政治有關的任何東西，也告誡我說不要接觸和政治有關的東西。」他們甚至擔心已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去參加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當年絕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現居美國，女兒劉天舒是高二學生。我讀到母子倆關於「六四」的對話時，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這種形式在中國幾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中國家庭的餐桌上，也有很多勇敢的「六四」一代打破沉默，告訴兒女歷史的真相。但是那和這對美國母女的對話並不相同。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討論，真相和真理既不掌握在政府手裡，也不秘藏於母親的內心。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己正被各種有毒食品毒害，卻未必知道精神上的殘害遠甚於此。 「遠離」以後的學校教育和媒體輿論，成功地執行了正義滅絕、價值虛無的集體屠殺。政府不僅讓大多「六四」一代噤若寒蟬，還讓無數「六四」二代精神殘缺，讓他們來嘲笑父母當年的「天真幼稚」。人類還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記得我上大學以後，看見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僅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豐衣足食，更創造了絢麗無比的當代文化，我為自己此前被蒙蔽感到異常憤怒，僅此一項就足以上街抗議。當下的年輕學生，他們到了境外求學才可以看到「六四」資料，但是我很少見人因此而生氣，很多人還認為政府蒙蔽自己理所當然，為了社會的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會用恐嚇來掩蓋歷史嗎？會用數額驚人的維穩費用來防範百姓嗎？
關於「六四」，在香港維園，代代相傳的是呼籲民主自由的薪火；在中國大陸，代代相傳的是政治高壓、媒體謊言、精神迫害和自我羞辱。
(本文轉載自陽光時務電子雜誌第20期，作者長平是雜誌主編，也是中國資深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