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者（contrarian），是一個進步社會的重要構成要件，在民主國家，反對者的數量與空間，尤其是外界觀測這個地域具有多少開放、容忍品質的指標，雖然異議者（dissent）未必是具有一貫信仰的反對者，但掌有政治權力的人應當等同看待，烏鴉絕對惹人討厭，但若少了烏鴉，這個社會必然因此失去示警的力量，一旦陷入危境將不自知。
一個失去治理能力的主政者，很容易養著喜鵲壯膽，同時更樂見烏鴉遭到射殺與剷除，不論原因是來自內部或者外部。如果滅絕烏鴉的力量是來自體制內，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國家的民主正在崩壞，當權者毫無鞏固民主的信念；倘若是來自外力的直接與間接地消滅烏鴉，對台灣來說，例如中國的影響所及，或本地人民基於開拓中國市場的理性抉擇，則這個國家不但民主遭到侵害，甚至連治權都已受到挑戰。
因此，一個成熟與警覺的社會，看到烏鴉凋零，不管他是反對者或異議者，是否非我族類，是否站在我的對立面，都會啟動必要的機制進行了解與防範，因為進步與反對是一個辯證關係，失去了反對，將何以支撐進步？
現在在台灣，有兩大現象值得二千三百萬人共同關注，一個是主政者由於失去了自信，導致政府部門特別是總統府已經在尊重反對的起碼界線上情緒失控，屢屢發出刺耳的尖叫，做出令人側目的行動；一個是隨著中國崛起，台灣自由言論市場的反動勢力也隨之高張，像極了佛地魔擴散黑暗力量勾引台灣的政商階級戴上「魔戒」。
諷刺的是，關懷中國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可能，初剛躍上五二○就職演說的篇章，但是，大家不得不請問：如果台灣的反對、異議、烏鴉正在受到威脅，主政者卻做不到哀矜勿喜，則他又將站在哪個利基點上懷抱更大的人道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