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總統公布實施速審法，但對在押被告的案件，給了二年的「結清」緩衝期；按理說，這些懸而未決的案件，都應在期限內審結；但觀之楊、徐案，司法仍出現荒腔走板的演出。
認真追究，最高法院對於發回的案件，未具體說明撤銷判決的要旨，讓下級審摸不著頭緒，更審後再被發回，導致訴訟程序曠日廢時，最終造成兩個台灣司法的特例。
即將獲得釋放的徐自強律師，上周前往探監，他轉述說：「對於即將獲釋，我一點都不開心」、「我要的不是暫時的自由，而是要公正、明快的審判。」他的話道出了許多被告的心聲；面對遲遲未能確定判決，在押人犯在有罪、無罪之間，飽受煎熬，情何以堪。
明案速斷、集中審判，是人民應享有的訴訟權；但台灣司法因審檢認知的差異，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各審級間法律見解的歧異，讓訴訟案件長期處於上訴、發回的不確定狀況。
司法效能不彰屢遭民怨，引發社會抨擊公平正義難現，要求改革不斷；二年前，立法通過實施的速審法，希望能有效解決訴訟延宕的情況，豈料，卻創造了司法奇蹟。
楊世銘案，最高法院面對「審判中羈押不得逾八年」的規定，考量若再更審必須「放人」的壓力，迅速駁回上訴，真的是所有過去發回更審的理由都解決了，還是有不得不作成確定判決的難言之隱？但卻留下侵害人民訴訟權的非議。
平心而論，速審法或許能鞭策法官，集中審判，妥速審理，卻不是解決司法沉疴的唯一藥方；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改善法官審判的品質，落實檢警偵訊的合法性，而不是一味地端出速審法規定，打著保障人權的大旗，漠視人民應享有的訴訟權益，草草審結案件，讓「懸案」定讞後，還是「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