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在「黃金十年」裡提出公義社會的願景，陳院長則在本會期施政報告中提到「富民經濟」，目標不只是要追求金錢與物質方面的富足，更要追求國家整體在「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及心靈發展」的全面提升。我非常肯定總統、院長以社會正義、國民幸福為念的想法，更高興知道政府不再只是關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開始研擬「國民幸福指數」GHP，作為政府各項施政之參考。 然而，這些論述如果不是唱高調，他們到底該扮演什麼角色？是說在原本經濟掛帥的結構下，突兀地多出兩項平行的新價值，然而，這兩項新價值最好不要侵犯到現存的既得利益與因循多年的遊戲規則？還是說公義社會與國民幸福應作為國家發展的最高綱領，以致我們必須做出改變，必須改革國家現行體制中的不當既得利益、歷史包袱乃至攸關福利社會、租稅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諸多舊思維下的政策綱領？ 歐債問題使許多人對福利國家的概念產生懷疑，但芬蘭的公共衛生與社會事務部的國務秘書卡瑞‧瓦里馬克䵧在日前的訪談中仍堅定地表示：「福利社會是對經濟的投資，更是對國家永續發展的投資」。我國距離福利國家還非常遙遠，這從我們的租稅制度、社會救助的涵蓋率、公共照護體系的完備性等與北歐完全無法相提並論，便可以一窺全貌。正是因為如此，要帶領國家追求公義社會，並帶領人民追求整體幸福的新政府現在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首先應該想清楚並大膽決定的課題便是：究竟我們該有怎樣的國家發展目標？ 我主張，國家應在經濟發展與福利社會之間尋求平衡與雙贏，而這意味著，過去我們太過向經濟發展傾斜，現在，為了追求社會的安全、國家的永續、國民的幸福，我們需要調整方向，按部就班地強化福利社會的制度與內涵。 此次總質詢，我先從如何強化領導者的同理心開始，然後邀請行政院盤整現有的社福資源，不要只誇口我們的社福經費已佔中央政府總預算最大的比例，而要老老實實地去檢視這些資源是否用在刀口上？是否用在防微杜漸上的多，用在亡羊補牢上的少？是否有勇氣將過去種種因著歷史包袱而有的資源錯置加以檢討與調整？ 其次，社會救助涉及國家安全體系的鞏固及對經濟上最弱勢族群的扶助，目前之社會救助雖在經過改革後已擴大若干涵蓋率（2.2%），但距離理想的10%目標仍相當遙遠。政府是否有決心擴大社會救助的涵蓋率，進一步合理化並降低社會救助的門檻？此外，社會救助也不只是「涵蓋率」的問題。杯水車薪的涵蓋與真正解民於倒懸的涵蓋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政府的救助如果只是蜻蜓點水的達到某個個人，而不是真正幫助貧苦百姓安貧與脫貧，那麼，再高的涵蓋率，其救助的實質意義也將大打折扣。 再次，無論對兒少的托育、身心障礙失能與老人的照護都亟需國家建設健全的公共照護體系，尤其是人力資源的培養與發展更是迫切中的迫切。護士荒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但對它的許多檢討應作為殷鑑，來長期照護的人力資源問題重蹈覆轍。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社會以及外勞輸出國即將停止外勞輸出的事實，我國長照體系與長照保險的發展已經迫在眉睫，不容延宕、不容猶疑、更不容原地踏步。政府必須以大刀闊斧的決心、充分的資源投入，才能領導國家突破困境，再創新局。 接下來，我特別關心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新制的ICF問題。ICF是非常複雜而專業的問題，如果我的了解沒有太偏離事實的話，過去四年行政院的準備工作可以說是非常紊亂，在此要大聲向院長呼籲，請院長要迅速謀求改善之道，因為，此一新制是身心障礙服務體系的基礎建設，基礎不穩，將動搖影響整個體系的未來發展。我也要特別為全國有著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等各種需求的身心障礙者、老弱病殘向政府請命，政府應框出適切且充分之經費預算來落實身權法對他們各種權益的保障與促進。 最後，各種社會福利的服務或津貼應做到輸送主動化、窗口單一化，這樣，政府才是好事做到底，好人做到家，而能提供國民真正到位的服務。我相信，唯有主動而同理的輸送，單一而給人方變得窗口，才真正能創造出公義而溫暖的社會。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的國民也才真正談得上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