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聲響起，乃反映了一種長期存在的「常識」，即愈來愈多大學教師深陷其中而叫苦連天，甚至明知形式主義掛帥的結果，終將徹底扼殺大學教育的本義，卻依然無法改變外在結構。相形之下，曾志朗之所以不同，乃是他扮演了揭穿國王新衣的孩童角色，有其真，亦有其勇。
但不免遺憾的是，曾志朗的真與勇仍慢了好幾拍。大學評鑑的扭曲非晚近突發，而有相當歲月，何以今日才痛加棒喝？
曾志朗在演講中有言：「所幸現在沒有公職在身，可以作想作的事，挑戰大學排名迷思就是其中一項。」這句話，似曾相識，卻又讓人玩味。
曾志朗的抨擊完全切中時弊，但令人不解的是，所謂挑戰迷思的「黃金時期」應該是他在官場為民服務期間，為何必須等到無官一身輕，「沒有包袱」，才在外部施壓抨擊？人民賦予官員權力，期待的不正是說該說的真話，作該作的正事，推動民之所欲的改革？
我們不在此處作個案討論，而旨在反省更深層的結構與文化。印象所及，我們確實聽聞過太多類似從官場退下來，才開始抨擊體制的話語。即便是總統大選時期，蔡英文的若干政見也同樣被對手陣營拿來反擊，為何昔日任官時不為，反而用來抨擊當朝執政？
權力，如果善用，不但是改革者的助力，而且還能做出事半功倍的成果。問題在於，長期以來我們的官場文化讓權力成了捆仙索，往往讓當初有心報國的人們一進場後，漸漸變成有志難伸、百般吞忍，往往直到要退場了，或已經退場了，才又「解凍」，恢復說真話、作自己的本色。
於是乎，這便很容易衍生出「前官員」抨擊「現官員」作為消極，或者「前官員」為「現官員」下指導棋的現象。
論經驗、看歷練，前官員評論時政並無不可，也應該更到位；但這也可能反映了某種官場醬缸「倫理」，讓該處理的問題未能即時面對，最後就只好成為代代相傳的官員「共業」。
教育部長蔣偉寧無須抱怨是在收爛攤子。在我們的官場文化下，真正能把爛攤子收拾好的部長，已經是難得的改革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