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例子看來，台灣社會實在是頗健忘，而且還蒙昧不分，把政治跟企業經營混為一談。
在商業、財經媒體的長期造神下，企業主被描述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既有經營長才，又有政治視野。國外有比爾蓋茲、巴菲特可堪作為偶像，國內則有眾多教父、商業領袖可以取材。似乎，政治只是「一小片蛋糕」，難度比經營企業還低。以至於，只要一有政治議題出現，類似「向業界請益」、「延攬業界人才」的說法就屢見不鮮。
或許，在一般的認知當中，商場上的爾虞我詐、環境多變，要比政治事務要複雜得多，因此，能在此環境下開拓出一番成績的傑出人士，進到一個相對單純、簡單的環境，例如政治，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但是，發表意見、媒體造神是一回事，現實的狀況卻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大概忘了，本地企業在經營能力上，跟國外的差距。只要翻看哈佛企管評論、美國的商業周刊、富比世等雜誌對於CEO、企業經營者的評比排名，然後再跟本地媒體時常提及的企業大老名單進行對照，就可以感到台灣與世界的差距。本地商界人士對於政治的判斷能力，也並非值得稱許。近來，中共前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快速撤換，所引發的本地業者在薄熙來任內前往四川設立代工廠的決定，是否將面臨考驗的討論，更可以看出本地業界對於政治形勢的判斷能力，仍有相當的成長空間。
企業家、資本家對於政治的陌生，當然不只是只有台灣才存在。南韓的資本家，在政商關係有長期經營，但是1997年的金融風暴，南韓企業先是重創，之後，在國際貨幣基金介入重整時，各財閥在以往的政商人脈下，卻屢次出現形勢誤判的狀況，包括本地人熟悉的三星、現代，在南韓政商關係重整的過程，都曾經犯過錯誤。美國的經驗更是經典，政治人物向來需要藉著經商來做為政治能力的象徵，用商業經營成就做為走上政治舞台的基礎。代表共和黨競逐總統大位的候選人，幾乎都有這樣的經歷，民主黨亦屬常見。然而，從歷來的治國經驗看來，說錯話、擺不平國內各勢力的例子比比皆是。
經商能力並不等於政治能力，商業圈的圈內政治運作經驗，也不等於國家級的公共事務。本地往往將兩者混在一起，認為商業管理能力等於政治治理能力，這其實是大誤。如果以政治民主的觀點來看，企業的決策方式，其實帶有相當的權力集中制，甚至獨裁的色彩，這也是企業經營決策之所以被視為有效率的根源。商業媒體最喜歡描述的霸氣資本家、獨排眾議不顧同儕反對意見堅持到底的經營者，放在政治場域來看，其實都是不合格的領導者。這種矛盾其實常常可見，只要看看股東會就可以知道。老闆或許可以要求員工要絕對服從，但是，面對同樣是出資者的股東時，理應要以平等的心態來面對。但是，從媒體報導看來，本地企業主在面對股東質疑時，動怒的比例還頗高。這其實反映了本地企業在民主運作的實務上，需要有更多的包容。
我們似乎是有人格分裂傾向，在每日10小時甚至12小時的工作中，對於高度權力集中的運作方式習以為常，然後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再去享受權利平等的民主生活。更特異的是，我們竟然會把兩個矛盾的東西融在一起，而認為成功的商界人士必然能處理好政治事務。
這其實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