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編譯■李威撰、謝雯伃現年20歲的拉維（Dharun Ravi），在2010年與同為羅格斯大學新生的克里蒙提（Tyler Clementi）同住一間寢室，拉維用網路視訊窺得克里蒙提與另一名男子接吻，接著又邀請他人一同觀看。後來克里蒙提跳下喬治華盛頓橋自殺，引起反霸凌組織與同志團體的憤怒。陪審團16日宣布，檢察官起訴的15項罪名全部成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歧視恐嚇罪，再次引燃美國社會對仇恨犯罪的討論。所謂的仇恨犯罪，則是指加害者基於種族、宗教、性向、殘疾、性別等偏見，對受害者施以刑事上的侵犯行為。而仇恨犯罪法案的立法目的，就是希望藉由加重量刑的方式來遏阻仇恨性犯罪。▲達倫•拉維14日在新澤西高等法院出庭。（圖文／路透）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早就通過《1969年聯邦仇恨罪法案》（1969 Federal Hate Crimes Law），只是法律適用對象並未包含同志族群。直到1998年被認為是同性戀的謝波德（Matthew Shepard）被虐待致死，經過10年爭議才於2009年通過《馬修•謝波德與小詹姆斯•伯德防止仇恨罪法案》（The Matthew Shepard and James Byrd, Jr. Hate Crimes Prevention Act），同志族群才被政府列為仇恨犯罪的保護對象。在州的層次，美國目前有45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通過法律，將多種出於歧視動機的暴力犯罪行為視為非法。法庭若宣判加害者是仇恨犯罪，將依據仇恨法律規定可加重刑罰。以此次發生事件的新澤西州為例，若拍攝並散布異性戀之間的親密照片，可被判5年徒刑；但在拉維一案中，同樣的罪行卻可判達10年徒刑。雙重標準 法律淪復仇工具有鑑於此，有關仇恨犯罪法案的第一個批評，就是贊成仇恨犯罪立法的支持者將犯罪行為政治化，導致法律出現雙重標準問題。因此許多人擔憂，仇恨犯罪恐違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長期獻身同志運動的杜勃茲（Bill Dobbs）在《紐約時報》表示，現行刑法已足夠應對，沒有另立仇恨犯罪法規的必要。仇恨罪只是選擇性地再次宣布某些已經有法可罰的罪行是犯罪行為，藉此加重刑罰而已。專欄作家杜欽（Tish Durkin）則表示，這起事件就像新澤西《明星紀事報》所說的，如果拉維真的被判10年徒刑，其嚴重程度將與開槍殺人一樣。對一個神志健全的社會，不該出現這種荒腔走板的過度反應。杜欽舉例，開槍掃射購物中心的民眾跟開槍掃射同志酒吧的同性戀一樣嚴重，兩者在法律上應承擔相同後果。她認為，仇恨犯罪的荒謬之處在於不同的法律判定，將意味著某些人的生命價值比另一群人的生命來得更高。杜勃茲說，有同樣犯罪行為者，有些人卻必須付出較高昂的法律代價時，法律不是體現正義而是復仇。他相信，無論是種族主義還是恐同，解決仇恨犯罪的方式是改變公眾態度，可悲的偏見無法因為刑期加重而解決。盼法令維持安定 減少暴力犯罪然而，民權和人權領導會議（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and Human Rights）執行長韓德森（Wade Henderson）卻認為法律可塑造態度，態度則影響行為，有效執行仇恨犯罪法案，將獲得嚇阻之效，減少發生因偏見及歧視而犯罪的可能性，更可避免引發一連串的暴力而引發社會不安。當仇恨犯罪法案將特定社群列為保護對象時，究竟是促成整體社會的和諧還是衝突？著有《仇恨犯罪：刑法與認同政治》（Hate Crime: Criminal Law and Identity Politics）一書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賈可布斯（James B. Jacobs）認為，仇恨犯罪法案將適得其反，仇恨犯罪法案會產生反效果，激化社會團體間的衝突。賈可布斯表示，支持仇恨犯罪法案的自由派的團體宣稱，偏見犯罪法律可強化反歧視的價值。賈可布斯指出，自由派人士原則上反對重典治罪與過度箝制，但在仇恨犯罪的議題上自相矛盾。況且，當有更多人因為仇恨而服更長的刑期時，不僅無助於建立寬容的社會，反而可能助長仇恨團體的增加。不涉及傷害 人民仍擁有言論自由仇恨犯罪立法的精神，是否會與寬容價值扞格？韓德森表示，美國最高法院曾在1993年一致認為，仇恨犯罪法案與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並無牴觸問題。換句話說，仇恨犯罪並沒有箝制思想的問題，根據美國歷來對第一條修正案的解釋，美國人有自由去思考跟相信任何事情。韓德森表示，只有當個人犯下的罪行牽扯到歧視的信念時，才會適用所謂的仇恨罪。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資深立法顧問安德斯（Chris Anders）也抱持相同看法，他認為法律應對偏見暴力行為採取行動，但同時也可顧全法律正當程序及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他舉例，只要不涉及傷害，言論自由就可獲得保障。例如歧視LGBT的和平抗議活動是可被允許的；LGBT社群亦可舉辦和平遊行，反對教會的宗教信念。兩者都不會因為性向或宗教理由而被仇恨犯罪的罪名起訴。他強調，重點在於我們不能容忍涉及身體傷害的歧視行為，沒有人可以去否定這些人的法定權利，或因為他們的某種身分而受人傷害。安德斯附和韓德森的觀點，認為針對這類型的犯罪，應以仇恨犯罪法案來施以額外的嚇阻作用，整體社會都將因此受益。輕罪重判 恐犧牲年輕生命但賈可布斯也根據仇恨犯罪法案的實際適用狀況指出，仇恨犯罪法案對嚴重刑事案件沒有太大影響，因為重大犯罪本來就有無期徒刑與死刑的選項。真正影響最大者反而是較輕的罪行，因此常有輕罪重判的問題出現。他指出，目前偏見性犯罪的起訴案件中，犯罪者大多都是年輕人，但這些年輕人多半是因為糊塗不懂事而犯下輕微罪行。就像這次的案件，當許多人討論仇恨犯罪法案是否能有效解決霸凌問題時，有些人認為拉維一旦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其結果很可能只是又毀掉另一個年輕生命而已。（整理自《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