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該不是一時的，而是，台灣正在成為國際社會中，在文化、政治上跟中國的對照組。這是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位置。
台灣並不是第一次擔當這樣的角色。冷戰時期，台灣就是作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展示櫥窗，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地位跟以色列、南韓並列，都是備受呵護的樣版。台灣的「出錘」，其實是丟資本主義的臉。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在結束美援之前就做一系列的安排，目的是讓台灣在沒有美援的狀況下獨立自主，包括提早告知美援的終止日程，以及建議台灣朝向加工出口的模式發展，當年影響深遠的「十九點財經建議」，背後就有美方的意見存在，政治上的考量則是希望台灣在美援終止後能自立自強，不要再從東亞產生一個「美援無效」的案例。
台灣的經濟成長、民主制度，都是在向社會主義，甚至東方社會進行展示西方制度、文化的優越性。這是國家層級的戰略佈局。政界高層有國際政治運作的考量，商業界也並非完全無感。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的企業無暇耕耘日本市場，沒有積極地將西方式的商業制度、消費文化帶進日本市場，最後讓日本形成一個強固、跟西方消費品味形成一定區隔的內需市場，這堪稱是西方商界的痛腳。1980年代，學界大談「日本第一」、「日本崛起」時，那種急著理解日本消費文化、思維方式、管理制度的焦慮，背景其實是對於當年佈局失誤的懊悔。
所以，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後，西方國家基於之前的經驗，就透過開放中國留學生名額、企業合作，甚至讓大學到中國設分校辦學等方式，透過各種管道，急著讓中國接受西方式的制度、思維方式。台灣在這股風潮下，曾經被晾在一旁長達十餘年以上。直到近年，中國大談「和平崛起」、「大國意識」時，西方才意識到，過去三十餘年的努力，其實並不足以讓中國與西方世界融合在一起。西方不能大幅改變中國，相對應的，中國能接受的西方理念仍然有限，甚至，中國人在這當中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作法。
近年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國際場域的衝突，包括蘇丹的人道危機、匯率升值、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就反映了這種差距。對於西方人而言，中國越來越難以理解，他們有東方人的外觀、大量採用西方的商業、經濟制度，卻又不時的在重大議題上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考邏輯。對於西方的商界、政界而言，中國儘管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其實採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只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與歐盟、日本、美國相比，卻自成一格，既難以理解，也很難找到施力點。中國就像一團霧，看得到卻摸不到，就像1970年代的日本一樣。
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的策略位置逐漸浮現出來，「文化」會是接下來的一個主軸。台灣是作為一個講著中文、採行西式民主制度、容易與西方接軌，卻又有著文化素養、甚至創意不斷的形象而出線。這也是所謂的台灣自主性、自主意識，在現階段想要跟「中國意象」所進行的區隔。
台灣文化的特殊性，一直都存在，嚴格說來，並沒有太特殊，但是，小小的差異性要被提升到國際性的優越層次，就需要一點大環境氛圍的營造了。這次，將會有「國際友人」的加持，且讓我們拭目以讓自己都覺得害羞的待溢美之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