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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作為對照組的台灣即將出線

立報/社論 2012.03.13 00:00
數日前,美國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對台灣頗為肯定的消息見報,儼然是新版的台灣之光;從這樣強調「全球化會造成一致性」的作家口中提到台灣的特殊性,頗讓人驚訝。近來,這樣的讚譽頗多,儘管島內人士隱然覺得外人的讚譽並不到位,已經有過譽之嫌,有些對台灣正面的說法甚至會讓在地人生出「台灣是這樣嗎」的錯愕。不過,台灣已經很久沒有從外人的說法中,取得自我肯定的正當性。

這應該不是一時的,而是,台灣正在成為國際社會中,在文化、政治上跟中國的對照組。這是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位置。

台灣並不是第一次擔當這樣的角色。冷戰時期,台灣就是作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展示櫥窗,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地位跟以色列、南韓並列,都是備受呵護的樣版。台灣的「出錘」,其實是丟資本主義的臉。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在結束美援之前就做一系列的安排,目的是讓台灣在沒有美援的狀況下獨立自主,包括提早告知美援的終止日程,以及建議台灣朝向加工出口的模式發展,當年影響深遠的「十九點財經建議」,背後就有美方的意見存在,政治上的考量則是希望台灣在美援終止後能自立自強,不要再從東亞產生一個「美援無效」的案例。

台灣的經濟成長、民主制度,都是在向社會主義,甚至東方社會進行展示西方制度、文化的優越性。這是國家層級的戰略佈局。政界高層有國際政治運作的考量,商業界也並非完全無感。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的企業無暇耕耘日本市場,沒有積極地將西方式的商業制度、消費文化帶進日本市場,最後讓日本形成一個強固、跟西方消費品味形成一定區隔的內需市場,這堪稱是西方商界的痛腳。1980年代,學界大談「日本第一」、「日本崛起」時,那種急著理解日本消費文化、思維方式、管理制度的焦慮,背景其實是對於當年佈局失誤的懊悔。

所以,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後,西方國家基於之前的經驗,就透過開放中國留學生名額、企業合作,甚至讓大學到中國設分校辦學等方式,透過各種管道,急著讓中國接受西方式的制度、思維方式。台灣在這股風潮下,曾經被晾在一旁長達十餘年以上。直到近年,中國大談「和平崛起」、「大國意識」時,西方才意識到,過去三十餘年的努力,其實並不足以讓中國與西方世界融合在一起。西方不能大幅改變中國,相對應的,中國能接受的西方理念仍然有限,甚至,中國人在這當中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作法。

近年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國際場域的衝突,包括蘇丹的人道危機、匯率升值、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就反映了這種差距。對於西方人而言,中國越來越難以理解,他們有東方人的外觀、大量採用西方的商業、經濟制度,卻又不時的在重大議題上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考邏輯。對於西方的商界、政界而言,中國儘管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其實採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只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與歐盟、日本、美國相比,卻自成一格,既難以理解,也很難找到施力點。中國就像一團霧,看得到卻摸不到,就像1970年代的日本一樣。

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的策略位置逐漸浮現出來,「文化」會是接下來的一個主軸。台灣是作為一個講著中文、採行西式民主制度、容易與西方接軌,卻又有著文化素養、甚至創意不斷的形象而出線。這也是所謂的台灣自主性、自主意識,在現階段想要跟「中國意象」所進行的區隔。

台灣文化的特殊性,一直都存在,嚴格說來,並沒有太特殊,但是,小小的差異性要被提升到國際性的優越層次,就需要一點大環境氛圍的營造了。這次,將會有「國際友人」的加持,且讓我們拭目以讓自己都覺得害羞的待溢美之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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