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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債難了:資本流動惹禍 邊陲國家遭殃

立報/本報訊 2012.02.22 00:00
為取得新貸款以避免債務違約,希臘國會近日通過內容苛刻的撙節措施法案;與此同時,憤怒的希臘民眾持續在街頭進行抗爭。希臘之所以負債累累,許多人相信希臘自己就是罪魁禍首。「要怪就怪希臘人」似乎成了歐洲人的普遍共識,一方面義正詞嚴指責希臘人自食惡果,另一方面抱怨希臘將其他國家拖下水,導致必須投入大量資金來挽救歐元區避免陷入債務危機。如同德國萊比錫大學經濟學教授帕拉斯克沃普勒斯(Spiros Paraskewopoulos)指出,希臘過去30年的經濟政策過度依賴於消費,而消費又是靠賒帳的方式來支撐,希臘沒有將金錢用在投資,以致現在無力償還自己欠下的債務,希臘舉國上下「無論是政府或人民,都在寅吃卯糧」。打造共同貨幣 埋下債務伏筆但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上述過於簡化的觀點反而會遮蔽歐元區債務危機生成的根本原因。經濟學者曼蘇里(Kash Mansori)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指出,位處歐元區邊陲地帶的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國家之所以負擔巨額債務,與歐盟成立單一貨幣區息息相關,共同貨幣區的出現,引導出一股難以抵抗的龐然巨力,迫使某些國家即便採行負責任的財經政策,也很難躲避債務危機的發生。歐盟打造共同貨幣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在會員國之間進行大規模的金融市場整合,打破不同貨幣所造成的藩籬,方便投資者在各會員國之間尋找投資良機,投資者可不必擔憂匯率的波動,減少匯兌風險與避險成本。換句話說,共同貨幣的好處之一,就是增進國際資本的流通,讓資本豐沛但報酬率偏低的國家將資本移往資本不足但報酬率偏高的國家。因此在理論上,經濟整合有助於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追趕上開發程度較高的國家。在歐洲的情況,擁有豐沛資本的國家其地理位置正好位在歐元區的中央核心地帶,如德國、法國、奧地利、芬蘭、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等國家。1999年歐元正式發行,資金從核心國家流向邊陲國家,前者享受相對偏高的投資報酬率且出口增加,後者則因為資金大量流入及借款成本降低而獲利,經濟也呈現出一片榮景。然而,共同貨幣的出現促使資本大量流動,為日後債務危機埋下伏筆。■ 希臘民眾舉辦48小時罷工,一名反撙節措施的民眾身披希臘國旗,坐在雅典國會外表示不滿,圖攝於11日。(圖文/路透)2000年代初期,資本如火如荼地從中央流向邊陲。資金的流動可用經常帳赤字來加以衡量,當出現經常帳逆差時,表示該國是國際貸款的接收者;當經常帳為順差時,代表有資本移往國外進行投資。自1999年採用歐元以後,邊陲國家的經常帳赤字便快速激增。資金供給中斷 引爆金融危機資本劇烈流動並非是歐元區成立以後才有的新現象,1990年代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東亞地區都發生類似情況。經濟開發程度偏低的國家與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整合的同時,投資者往往會投入大量資本並從中獲取利益。屢見不鮮的是,國際投資者一時興起大量投資的同時,也經常突然中斷資金的供給,導致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資本大量流動增加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因為資本一旦突然停止流動,借貸國將因資金突然中斷而無法展期持續累積的債務。曼蘇里指出,債務危機的發生不完全是債務國採行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所致,因為即使國家採行正確的總體經濟政策,資金的突然中斷仍會造成金融危機的產生,1990年代的墨西哥與東亞就是最佳例證。在歐元區,2008年的金融海嘯與隨之而來的景氣蕭條,很可能是造成資本突然抽離的原因,所有邊陲國家也因此遭殃。以西班牙及愛爾蘭為例,這兩個國家在經濟景氣期間奉行比法德兩國更負責任的財政撙節政策,但仍然無法避免資金中斷所帶來的衝擊。這就是為何有些人始終認為,當前債務國所面臨的危機並不是預算赤字過高所致,而是龐大資本流動所帶來的結果。制度性危機 法德不能卸責不過曼蘇里也表示,邊陲國家不能完全卸責,像希臘與葡萄牙,這兩個高負債的國家並沒有趁經濟狀況良好的幾年當中致力於打消預算赤字,希臘政府更不應該捏造政府統計數據,隱匿持續惡化的赤字問題。蘇里曼強調,危機的發生不完全是邊陲國家在財政上不負責任,危機的種子早在共同貨幣區的成立時便已埋下,而邊陲國家事實上無法掌控歐元區成立後所醞釀的龐大資本流動力量,所以將危機的責任推卸給邊陲國家並不合理,亦不該用道德的口吻來非難這些國家。蘇里曼更表示,歐元區的危機是制度性危機,經濟榮景時,核心與邊陲國家可共享利益;但核心國家不該在發生危機時要求邊陲國家概括承受損失,讓這些國家的民眾勒緊褲帶,一肩承擔苛刻的撙節措施來應付危機。他表示,單方怪罪邊陲國家無濟於事,要處理危機就必須針對病根下藥。更何況,法國與德國才是真正主導歐盟走向的國家,過去也是設計歐盟制度的推手,它們才是應該肩負更多責任的國家。(整理自《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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