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編譯■李威撰、謝雯伃Edge.org邀請各方人士表述各自心儀的科學理論，但無論是解釋世界的自然科學，或用來理解人類行為的行為科學，理論難免有所缺憾，總會遭遇到無法解釋的偶然（chance）。加拿大知名科學哲學史教授哈金（Ian Hacking）表示，偶然的存在激發科學的研究，但對於偶然的不同態度卻引導出不同的科學理論發展方向。哈金以19世紀為分水嶺，過去以追求普遍原則為目的的決定論（determinism）漸趨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偶然為核心的非決定論觀點。哈金指出，達爾文的演化論便充滿偶然的印記。一方面，上帝沒有創造一種永恆存在的物種、不存在決定物種征戰勝負的主導性原則，且沒有一種廣袤的智能可掌握物種的生成變化；另一方面，天擇說以概率及觀察為基礎，對物種的消長變化提供可能的解釋。但達爾文仍然可用概率的方式解釋群體行為，進而達到馴服偶然的目的。在行為科學方面，民族國家的出現，以及拿破崙統治期間，政府發展出清查、盤點及分類人口的技術，並大量印行人口資料數據，刺激統計學的快速發展。加上17世紀數學概率的運用，行為科學以統計為工具，掌握了類似於自然法則的規律。當行為分析是建立在中立的統計與概率資料時，科學理論彷彿成為某種客觀知識，但哈金對此提出質疑。首先，由於統計學的發展愈趨成熟，人類被切割、分類得更為細密，創造出許多原先不存在的次級人類群體，哈金稱之為「編造的人」（making up people）。另外，科學研究總是牽涉到價值判斷的倫理學議題，並以之作為決策或風險評估的根據。科學一方面承認偶然，同時也要克服偶然，就像自然科學意圖宰制多變的自然，人類科學也意圖要調控及馴服社會所不欲見的偶然。當研究者將探究「人類本質」（human nature）的興趣轉移至對「正常人」（normal people）的關注時，凸顯的正是這一變化趨勢。以人口統計為例，閱讀數據可發現相對於正常多數的異常少數，如自殺、犯罪、遊民、瘋狂、賣淫與疾病等現象，這些現象則成為科學研究所要協助及控制的對象。哈金指出，19世紀之後的科學發展與稍早的理性時代，兩者對偶然抱持不同的態度。在19世紀之前，偶然被當作表象，相信只要進一步發掘箇中運作原則即能破除偶然；但後期的科學發展卻正視偶然的存在，成為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核心部分。儘管科學研究人員發現的是各種不完滿的自然及社會法則，但這些法則被用來支配及馴服偶然，讓不規則事件受到控制。換句話說，科學理論的發展不只是為了要解釋偶然的世界（包括自然及人類事務），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改變偶然的世界。因此哈金表示，偶然帶出非決定論科學觀，但這並不會讓世界陷入反覆無常，反而有助於在混沌中建立起秩序。（整理自The Taming of Chance，Ian Hacking著）